2021年2月3日 星期三

設「社會保險」保障送餐員權益 企業與消費者共擔責 - 《明報》

肺炎疫情肆虐一年,持續限聚令百業蕭條,但送餐中介業務卻如雨後春筍。短短數年間,內地最大食品外送平台美團,市值已發展至約1.7萬億港元,香港foodpanda、Deliveroo、 Uber Eats等不同送餐平台,亦提供了近5萬個就業職位,一季營收可達80 億港元。然而,作為逆市下最蓬勃發展的行業之一,與送餐員相關的交通事故亦急速上升。


如何避免「以命送餐」?

2020年首11個月,香港涉及單車及電單車的交通意外較2019年同期增加三成至5369宗,多位送餐員受傷,甚至命危。然而相關外送平台往往毋須負責,僅透過小量保險作有限援助,甚或「出於人道主義」,僅發放數千慰問金了事。到底為什麼送餐員成為高風險行業?欠缺工會的送餐員群體,安全又該如何獲得保障,避免「以命送餐」的悲劇不斷出現?

過去社會對外賣平台的批判,多集中於它有否以「自僱」之名,把企業責任一併外判,又或它有否剝削員工,過度壓縮送餐時間,致使靠多勞多得取酬的送餐員,被迫「以身犯險」,把駕駛速度推至極限。外賣平台的企業責任自不待言,然而,眾多評論者卻少有關注企業以外,作為外送經濟受益者的送餐員與政府,有何角色與責任。


對基層而言 自僱身分實是雙面刃

雖然近來僧多粥少的競爭,令送餐員收入持續下降,但送餐員這幾近沒有門檻、時間有彈性的工作,仍然是不少失業者的救命稻草。對基層而言,自僱身分實是雙面刃,它之所以容許低入行門檻,正正源於企業聘用員工時不受體能與保險的掣肘,也沒有福利過多、尾大不掉的顧忌。

對政府而言,民間自僱服務日趨盛行,既解決了失業率高企,引發社會動盪的隱患,政府亦能從企業盈利中獲得豐厚稅收,一舉兩得,故一般樂見其成。宏觀來說,外賣平台正正是高度市場化下,企業彈性聘用、員工彈性流動的典型例子。外送平台的興起,為社會帶來自由與機遇,但也誘使企業以剝削員工保障來追逐利益最大化。基層雖能解一時困境,長遠而言,他們失去了連續的生涯敘述,自僱制度亦侵蝕了傳統以來重視員工對企業的信賴、忠誠及互相付託的人文精神。







社會保險促使企業與送餐員團結

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善常存兩惡之間,一種惡為過度,一種惡為欠缺。」政府無所作為,令基層毫無議價能力和福利保障,固然不當;政府過度管制,令企業「少做少錯」,扼殺基層僅有的謀生空間,亦非上策。針對外賣員欠缺保障的問題,政府實可考慮鼓勵設立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讓不同持份者共同分擔風險。現時送餐員均以個人身分提供服務,彼此沒有工會連結,亦沒有相互幫助的義務。對此,社會保險能促使企業與各送餐員團結一致,讓健全者支援不幸傷亡者,企業亦能間接扶助前線員工,彼此在無形中相互依存,共同承擔整個行業的風險與命運。

在香港,社會保險並非新事物,但較少用於員工保障之上。常見如保障消費者的旅遊業印花稅制度、分擔循環再造成本的生產者責任計劃(電子廢物徵費)、從源頭防止濫用的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等政策措施,民間則有倡議公平貿易的咖啡產品。消費者均願額外付費或承擔溢價,以達至環保、扶貧或分攤共同風險等不同目的,從而與弱勢社群、其他消費者,乃至地球整體構成命運共同體。

世界各國亦開始透過社會保險,為送餐員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但此責任更多被歸於外送平台。例如,日本Uber Eats 外送員勞動組合便積極爭取,成功讓外送平台Uber Eats建立「傷害補償制度」,意外受傷或身亡的送餐員能分別獲最多25 萬日圓(約1.85 萬港元)及1000 萬日圓(約74 萬港元)的慰問金;法國的巴黎獨立送餐員團體(Collectif des Livreurs Autonomes Parisiens,CLAP)則發動連串遊行,逼令Deliveroo為送餐員提供免費醫療保險,報銷基本報銷額200%醫療費和住院費。國內沒有類似的送餐員工會,政府規定相關車輛購買交通意外保險,而送餐員自身安全,則靠外賣平台自律購買的人身意外保險提供保障。


良心消費 各方共贏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關鍵問題是:「誰付鈔?」(someone has to pay)。要為送餐員安全提供合理保障,外送平台及消費者便需要共同承擔。縱使,社會保險會為外送經濟帶來額外成本,但企業能以此洗脫「剝削員工,強迫以命送餐」的惡名,實踐實惠的社會責任,消費者亦需要明白,方便的服務,需要為提供服務的人士的安全有所貢獻,作良心消費,真真正正做到共創(co-creation)、共享(co-sharing)的各方共贏局面。


梁亦華、陳之翰、葉兆輝 (2021.02.04)︰〈設「社會保險」保障送餐員權益 企業與消費者共擔責〉,《明報》,B09 觀點。





2019年5月2日 星期四

從教師自殺看辦學團體監管責任 - 《信報財經新聞》

教師自殺並非新鮮事,日前某小學的教師自殺事件卻引起預期外的激烈反響。根據 過往經驗,學校一般只會循例對死者讚揚兩句「熱心教學,未覺精神有異,殊感可 惜」;家長則關心孩子有否受影響,甚至怪罪死者為何選在學校自殺,嚇壞孩子等 等,今次卻因同校其他教師群起向媒體申訴,才令事件得到關注。自殺悲劇的原因 錯綜複雜,但觀乎各方資料顯示,不難發現辦學團體與屬下學校的管理問題。

首先曝光的是投訴機制名存實亡。同校教師指出,辦學團體此前兩次接到針對校長 的匿名投訴後,只要求後者作書面解釋,其後如何處理,乃至有否處理,均不了了 之;今次接到林老師的具名投訴後,竟反向校長查證她在校內情況,直接引起今次 悲劇。

 這顯示一般管理層處理投訴的弔詭之處:對匿名投訴,管理方能以「保護私隱」為 由官官相衞,或以「無法查證投訴事項」直接拒絕受理;對於具名投訴,則處理提 出問題者,當作處理問題,把投訴(者)交回校長自行解決。如此不顧前線死活的 冷血官僚思維,無疑令人心寒。

校本管理衍生問題

當問題愈揭愈多,辦學團體則開始回應「校長已休假,入住沙田醫院精神科」及已 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句「調查未有結論前,不作評論」便能金蟬脫殼。這 公關技巧純熟不已,這只是為了拖延至傳媒失去興趣,淡化事件而已。當局是否真 的有心檢討機制?實是疑問。

其次,事件發生之前,乃至林老師自殺之後,校監和眾多校董到底做了些什麼?正 如校政專家雷其昌日前所言,「人的問題」才是癥結所在。為何負責遴選校長的校 董和校監,會選出一位品格有爭議,乃至可能患有精神病的人擔此領導重任?

過去數年,他們有否詢問任何一位離職教師出走原因,以了解教員離職率為何一直 高企?筆者不反對精神病患者擔當校長要職,但辦學團體是否有責任向教職員、學 生及眾多家長交代他們這聘用決定,以及說服師生繼續大愛包容,支持該校長帶着 月薪 10 萬「抱病」休養?

多年以來,「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一切」的教改口號響徹雲霄,校本管理也成 為拆牆鬆綁的象徵,但從今次事件可見,校本管理同時衍生出官僚卸責、專制弄權 等問題,卻從沒有受各方重視。一如作家 Eldridge Cleaver 所言︰「如你不是答案的一 部分,便是問題的一部分」。筆者心底還是衷心希望,辦學團體東華三院的反思和 檢討,會是「答案」的一部分。




梁亦華(2019.03.29)︰從教師自殺看辦學團體監管責任,《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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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mmary


Mr Frankie Leung analyses the causes of teacher suicide
-          In an article contributed to HKEJ, Mr Leung said the school sponsoring body's ineffective complaint handling system is the major culprit causing a teacher to commit suicide.
-          The school sponsoring body could decline to process complaints lodged anonymously, citing lack of evidence or privacy reasons, while cases lodged with complainants' names provided will be handled by the principals, who may be the very persons they complained about.
-          Mr Leung also said the school sponsoring body has not even looked into the reasons behind teachers' resignation; while the school-based management has been us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an excuse to shrug off responsibilities.

2019年2月10日 星期日

停不了的執着 強迫症式字詞教學 - 《信報財經新聞》

眾所周知,學習動機是孩子自發學習的關鍵,也是語文教學與研究的重要目標。可是,數以億元計的教育研究投資,也未必能平衡2003年以來,教育局所編的《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對學習動機的打擊。

《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出現後,各校奉之為天書,一律嚴守,如不跟正字,就是錯。對此,坊間戲稱為「強迫症教學法」或「執字粒」……

據教育局所言,《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以「循科學方法更新學習詞彙,以適應社會語言發展」為目標,前言提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結果」、「貼近社會」、「語境中自然地學習」,先把好話說盡,再以最嚴謹的規範把九千多字詞收錄表中。此後,各校一律奉之為天書,一旦學生字體結構不合,如「月」字旁的下畫沒寫成一剔、「告」字上方沒寫成「牛」、「拐」字左下方不能寫作「力」等,一律視為錯字,扣分處理。對此,坊間戲稱為「強迫症教學法」或「執字粒」。

家長成驚弓之鳥

誠然,字詞規範可以減少爭拗,成為應對怪獸家長的重要憑藉,但它所引起的副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

對家長而言,這令他們難以輔導課業。一直以來,家長在輔導課業和溫習方面擔當着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也與子女學習成績直接掛鈎。然而《字詞表》的出現,令不少家長深怕教錯孩子而卻步。這不只是一般階層,筆者身邊的專業人士,乃至大學教授級的同事,對着孩子課業也不敢給予肯定答案,精力都花在翻書查Apps之上。

教師耗大量精力

對教師而言,儘管規範字詞能幫助他們應對怪獸家長,但他們必須在課堂上耗用極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作示範,以免學生寫錯,其後又必須瞄準一點一畫來挑出每字錯處,再強迫學生改正,這令教師難以集中教學設計來啟迪學生的語文之美。畢竟,即使再有趣的活動,再創新的教學法,只要「執字粒」不夠嚴謹,查簿時依舊被貼滿標籤,發回重改。

對學生而言,他們也沒空漫步於詩詞林苑、品位美文的清新雋永。日復一日的交叉和改正,除不斷打擊孩子自信及書寫意願外,也讓他們認識到文字標準比文采橫溢更重要,因每字五分扣下去的話,即使巴金、朱自清再世,也足以被扣至重考。所謂學教喜悅,早成為了以生命折磨生命,從雞蛋挑出連串骨頭的「執字粒」遊戲。

對學生影響深遠

在面向二十一世紀,強調通識、創意與批判思考的知識型經濟下,為何學校還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罔顧學生學習動機,堅持一點一畫地「執字粒」?這真的沒有意義嗎?也不盡然。

過程中,學生學的不只是語文,更習慣了如何面對強迫症上司的無理要求,以及「規範至上」的重要性,皆因這兩點凌駕於所有「源流」、「約定俗成」或「文化差異」。未來新一代一旦發現現實與自身認知有衝突,便不會從常識尋找答案,而是先看看相關官方規章如何說,並以此為唯一標準。這可參考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學校經常通過種種隱性課程,如課程設計、設施、儀式、校服等讓微權力(micro-power)伸入每個人最精微和潛藏的部分,時刻規訓個體行為,使之成為「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無意識地服從權力,並習以為常。

誠如黑格爾所言:「存在即合理」。也許,《字詞表》極端規範所訓練出來的大眾意識,正是它存在多年,怨聲載道下還被持續推行的原因。






梁亦華(2019.02.08)︰停不了的執着 強迫症式字詞教學,《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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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mmary

Mr Frankie Leung on the Hong Kong Chinese Lexical Lists for Primary Learning
--By Mr Frankie Leung Yick-wah, Project Officer at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          In a contributed article to HKEJ, Mr Leung said that the Hong Kong Chinese Lexical Lists for Primary Learning compiled by EDB is the ultimate guidebook for teacher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xpressions. However, Mr Leung said the Lists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enlighten them on the beau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elp them be innovative and critical.

2018年12月2日 星期日

愛之深,責之切?淺談虐兒與孩子管教 - 《信報財經新聞》

年輕一代父母教育水平提升,但教養孩子方面,仍屢有橫蠻之舉,過去一年更有多宗駭人聽聞的案件。9月,元朗有鍾姓父親因掌摑初生女兒致癱致盲,被判刑6年多;年初女童林林被虐致癱案,父母分別被判刑4年及15年,案件無不駭人聽聞。為此,不少輿論指虐兒罰則不足,但其實,辯方的求情理由及其背後思維,也間接助長更多不負責任的父母。

第一種求情理由,是強調對受害者的關愛(strategy of showing concern), 如早前毆打女兒的鍾姓父親自撰求情信指「願意赴湯蹈火補償女嬰……望吓個女抱一抱佢,親自講聲sorry」,又或「積極做了好多嘢……包括上網搜尋方法應付,發短訊問朋友」。虛偽至如此程度,陳詞者竟然毫不面紅,實在令人驚訝。不過使用此理由者,多為自身求情,未至推卸責任的地步,也許尚有悔疚之心。

求情百詞莫辯

至於第二種求情理由是強調自己的無能為力(strategy of highlighting incapability),以弱化責任。例如鍾姓父親的求情理由是「唔知點解咁重手」,自己是工作壓力大,感到疲勞才掌摑女嬰,又或只是一時情緒失控,並謂「每個人都有不同處理情緒嘅反應」;林林案中,父親則強調自己通通都不知道,一直是「蠢蠢地俾人(王姓妻子)恰」。此說法突出施虐者的無力感,既無法控制事件發展,亦無力擺脫困境。此無能為力的陳述,經常連結犯事者背景,如小時候同樣曾被虐待等,只要把自己說成受害者,沒有自主人格(responsible subject)或無力負起刑事責任,便能成功過關。

另外,第三種求情理由是責任倒置(Inversion of responsibility)。這同樣是把自身說成受害者,但責任並非自己的「悲慘過去」或「精神缺失」,而是把受害人說成加害人,如鍾父虐兒案便指是嬰兒不停啼哭在先。如受害兒童年紀稍長又如何?辯方一樣會把責任歸於他們頑皮或有特殊需要。例如本年7月一名母親以波鞋毆打女兒中,求情信便指「懷疑受害女童有過度活躍症,將評估智商」;去年凌潤林案,林林則同被指是「因早產不良於行,智力不足,會玩屎玩尿……不適合上學」,是自己不肯進食,可能患厭食症,而非母親拒絕提供食物。此乾坤大挪移式的責任轉移,讓兒童負起自身被虐待的責任,暗指被虐致癱是她自己的錯,無疑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反對過分懲罰

中國傳統素有「棒下出孝子,慈母多敗兒」的說法,體罰能令孩子知道父母底線,而每對父母也會明白威權的重要,控制失控的孩子時,少不了肢體接觸。筆者所反對的只是懲罰不當,例如上述案件中把孩子毆至失明或永久癱瘓的暴力父母,又或把人性虛偽無恥推至極限的惡毒父母,其行為已與教育無關。

以體罰建立威權的副作用不贅多言,但其他不同類型的管教方式:大棒蘿蔔式的威逼利誘、絮絮叨叨的唐僧式游說、以親子關係感染孩子等,其實也各有優劣或局限,固定使用仍會養出另一類偏執的孩子。

從來,每對成功的父母或師長也應根據孩子特性及相關事件的性質,交替使用不同管教法,這「教無定法」的特性,正是為什麼教師工作類近藝術,只能代代傳承,而不能被編成程式碼的人工智能所取代的最大原因。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ulture/article/2004608/%E6%84%9B%E4%B9%8B%E6%B7%B1%EF%BC%8C%E8%B2%AC%E4%B9%8B%E5%88%87%EF%BC%9F%E6%B7%BA%E8%AB%87%E8%99%90%E5%85%92%E8%88%87%E5%AD%A9%E5%AD%90%E7%AE%A1%E6%95%99

梁亦華(2018.12.01)︰〈愛之深,責之切?淺談虐兒與孩子管教〉,《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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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mmary


Mr Frankie Leung on child abuse and parenting
-- By Mr Frankie Leung Yick-wah, Project Officer at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FLASS)
-          In a contributed article to HKEJ, Mr Leung said what he objects to is not disciplining children by physical punishment but inappropriate punishment that constitutes child abuse, for example, beating a child to blindness or paralysis. He reckoned that parents adopting one single parenting skill will lead their children to be paranoid. He advised parents to use different parenting skill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children's character.

2018年10月20日 星期六

論STEM教育︰統整、應用與學習興趣的迷思 - 《信報財經新聞》

近年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如火如荼。政府大手批出各項撥款,大學爭相舉辦各類課程。在一切為了學生的美好祝願下,家長、學校也一窩峰,進修的進修,參加的參加,惟恐落後於人。為此,STEM的支持者拋出不同論據:學者認為這能鼓勵學生綜合各科知識,重視應用,走出象牙塔;政府認為未來社會對人才需求瞬息萬變,是需要通才,而非專才的社會,STEM與新高中的通識、綜合科學、組合科學等,均為打破學科藩籬而設;家長認為這能避免枯燥的背誦和考評,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自然學得更好。簡而言之,STEM以跨科統整為核心,重視生活應用旨在解決分科令知識之間缺乏連貫性的問題。

重理論而輕應用,會製造一群長居象牙塔的堅離地學者;可是重應用而輕理論,其實也不見得明智。

過去中國得享五千年燦爛文明,四大發明均出於中國,卻無力啟動科學革命。究其原因,正正在於中國人重應用而輕理論,我國有晉代張華的《博物誌》、宋代沈括的《夢溪筆談》、明代吳應星的《天工開物》等,卻沒有古希臘的生物、物理等理論科學,中國也被視為「只有工藝,沒有科學」的文明。

課程統整響起警號

回看香港,過去7年的修讀「綜合科學」及「組合科學」科目的人數及開辦學校一直減少,其實已為盲目的課程統整響起警號:「統整人才並非市場(大學)需要」。對學生而言,修讀統整課程,是減低,而非提高自己的升學競爭力。

回看STEM的發展,STEM的活動確能促進科學知識之間的融會貫通,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熟諳該些知識。大學生經歷12年基礎教育和DSE洗禮,理應具備一定基礎。但在小學,乃至幼稚園階段,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度又有多少?被STEM活動挑起對機械人、AI或太陽能板的興趣後,教師又有否足夠空間,引領學生作深度探究或發展?否則,這除了拍個照片放進校刊,營造熱鬧之感外,到底有何用處呢?

關於「提升學生興趣等於提升成績」的迷思,也是另一值得討論的焦點。事實上,不少STEM只是體驗為主,透過非文字形式來完成某學術相關的探究或活動。而這所謂的STEM應用,根本不會出現在日常生活中。撫心自問,我們有誰曾在家裏寫個程式,讓機械人幫忙收衫抹地?這虛擬的應用機會,猶如我們小時候的應用題「小明有十個蘋果,要分給五人……」之類,其實也是與生活應用無關。

誠然,學生玩STEM時也很雀躍的。但這雀躍是否等同學習動機?這所謂的「興趣」可能來自活動本身,也可能來自他們久久被困在課堂中,希望活動活動,又或單純想圖個新鮮。如果原因是後兩者,便根本與「STEM能提升興趣」無關係,因為所有「非課本活動」也有相同效果。

興趣與果效掛鈎?

再退一步,姑且當STEM真的能提升學習興趣,但學習興趣是否與學習果效掛鈎?答案是否定的。美國學生學習動機一般很高,但過去30年學力測驗一直落後於中港台等地,「doing bad and feeling good」與「doing good and feeling bad」才是比較教育的學界常識。

我的意思並非指學習興趣不重要,只想指出「提升學習興趣來提升成績」的假設,可能人們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正如過去學校管理的學者花了20多年,不斷研究如何提升教師滿意度(teacher satisfaction),最終才發現它與學校效能沒有關係,真正重要的是教師自我效能感(teacher efficacy)。

簡而言之,STEM所反映的是應用壓倒理論,統整壓倒專科的發展思想。但也許兜兜轉轉十數年以後,社會又會重新發現理論科學和專才的重要。畢竟,統整與專科的鐘擺,在美國過去百年的教育史中已搖晃了很多遍。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1970367/

梁亦華(2018.10.20)︰〈論STEM教育︰統整、應用與學習興趣的迷思〉,《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教育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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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mmary

Mr Frankie Leung on STEM education
--Mr Frankie Leung Yick-wah, Project Officer at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          In a contributed article to the HKEJ, Mr Frankie Leung raised a few questions about STEM education. He said STEM education as taught in the subjects of Integrated Science and Combined Science may be guilty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applications of science but neglecting the scientific theories. Another problem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EM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s that students taking transdisciplinary programmes may reduce, rather than increas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getting higher education,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or academic performance.


2018年9月27日 星期四

STEM的理想與現實 - 《信報財經新聞》


近年,STEM(即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炙手可熱,大學舉辦各類STEM的講座及培訓課程,中小學也紛紛趨之若鶩,舉辦各類STEM興趣班或學習周,乃至校內和校外的比賽活動。對相關電腦與工科而言,高舉STEM的旗幟無疑是奪取撥款的捷徑,可是社會花費大量資源,教師學生花費大量時間,成效到底如何?

但凡引入任何新課程,我們必須考慮一個核心問題:它要達成什麼目標?這可能是為了更優質的教育理念而努力,又或是為了解決現在某些存在的問題。對此,教育局偏向第二類:其文章《談STEM教育》指出,STEM是透過日常生活應用與探究,以「提高學習動機,加深同學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強化學習效能」及發展種種能力。簡而言之,STEM並非劃時代的新構思,而是課程統整及經驗學習的混合物。

關注兩大問題

STEM的理想自然崇高,可是它在學校實際運作起來,卻可能存在種種問題。

一、學生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參與統整?

教育局期待着STEM能透過解決實際科學問題,發展「學生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並假設了學生對各科學的知識已充分掌握,並能靈活運用。對家長充分支援的名校優異生而言,這並非大問題,但對一般學生而言,這假設會否過於理想?《論語》告訴我們「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學科知識未曾穩固,便強迫學生一知半解地「應用」,這會否變成瞎折騰?再者,不少學者早已指出,經驗式學習不一定適用學科基礎,如文法、乘數表、科學公式等,它們更適合記憶學習。正如我們都能熟練使用畢氏定理(Pythagorean theorem),但這卻極難被證明出來。

二、教師是否有能力設計合適的STEM活動?

以筆者所認識的一所學校為例,該校的STEM體驗日讓低年級學生分組,以不同材質(棉繩、麻繩、尼龍繩)貫穿課室兩端,進行傳聲實驗;讓高年級學生分組,在不同光線強度下操縱太陽能小車。表面上這配合正規課程,可是真正實行時,這邊廂,不同繩索跟桌椅纏成一團,兩端學生相互大喊,一片混亂;那邊廂,學生發現自然陽光不足以推動小車,最後學校急忙給予一盞紫外線燈,讓各組共用照着小車,情況猶於周星馳電影的「太陽能電筒」。

何必捨近圖遠

所謂「理想是豐滿,現實很骨感」,現實中往往有很多課程設計時預料不及的情況,教師們也已盡力。但我們為了學習「不同材質有不同傳聲速度」和「太陽有能量」這兩個簡單陳述,真的需要全校耗用4小時,陷入一片混亂嗎?STEM的體驗日為學校提供噱頭,為家校通訊提供「照片」,但對學習而言,幾分鐘的教育電視,乃至YouTube多媒體教材,已能為學生提供相近的虛擬體驗。又何必捨近圖遠,多勞少得?

要真正發揮STEM的功效,我們也許應更小心思考,STEM作輔助學習只適合哪類課題,或哪類型的學生,盲目迷信「新不如舊」,又或追求一套「One-size-fit-all」的教學法,無疑盲人瞎馬,怠矣。


梁亦華(2018.09.15)︰STEM的理想與現實,《信報》,C04,優質教育。


2018年8月30日 星期四

土地辯論的盲點:近在眼前的3900 公頃地 - 《明報》

以「增闢土地,你我抉擇」為題的土地公眾諮詢展開已有3 個月。一直以來社會關注如何在郊區找尋棕地或農地來作新增發展,又或如何補償受影響的持份者。可是社會卻忽視了一個問題:除新增土地以外,市區有沒有如同燈下黑般,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閒置地方?答案是肯定的,這便是全港23 萬幢大廈的天台和平台。

據去年香港理工大學統計,全港30 萬幢樓宇的天台與露天平台,閒置了合共39 平方公里(3900 公頃)珍貴地方,其面積等於棕地選項3 倍、10 個古洞北發展區,或80 個郊野邊陲用地。雖然這些閒置空間不能興建多層建築,但如以組合屋形式把其中30%地方加以善用,以最保守估計,它能立即新增31.2 萬個400 呎單位,大幅拉低基層租金,紓緩燃眉之急。

以往,早有不同社會人士提出「組合屋」建議,就連運輸及房屋局也推行先導計劃,可是這卻未列入土地選項之列;而屋宇署多年來亦毫不理會房屋短缺的嚴峻問題,結果這珍貴的資源只能繼續荒廢,殊為可惜。其實,放寬組合屋對解決香港土地問題是極為重要的。

(1)隨科技發展,組合屋與數十年前的僭建鐵皮屋完全不同,其防水、隔熱功能與一般磚牆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英國、瑞典、荷蘭等不同國家的使用經驗也證明了它能提供安全舒適居所。港英政府在1960 年代也會因應市民住屋需求彈性處理,政府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為何又堅持抱殘守缺、一成不變?

(2)確保安全是很重要,可是清拆並非確保安全的唯一選項。如驗窗計劃般,政府可要求組合屋每隔一定時間接受檢查,以符合安全標準。正如政府不能以窗戶老化為由而強制清拆全港所有窗戶,這是不合理的。

(3)天台與平台空間的開發,不涉及複雜持份者,不需要政府投入任何資源,甚至不需要等待20 年經歷漫長的工程和辯論。政府只需要一紙行政命令,把組合屋剔出違例建築的規管範圍,市場自然會以自己方法適應。

勇敢拋棄不合時宜規條

需要強調的是,筆者並非鼓勵違章建築,更非提倡市民霸佔公共地方或走火通道。上述建議只限私人入契天台或平台,以不干犯別人空間為基本原則,旨在為閒置地方鬆綁。再者,組合屋確實不是主體建築,也並非附於地上,它本質上更接近於一種特殊的戶外家具。

所謂「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規章設立的本意也是為了維護市民大眾福祉。可是現實的荒謬卻是政府愈勤於執法,基層市民便愈沒有可能逃出劏房,這實在是本末倒置。筆者實在衷心希望政府能真的為擠在100 呎劏房的兒童發聲,勇敢拋棄不合時宜的規條,拆牆鬆綁,讓這些閒置地方的價值重新發揮出來。



梁亦華(2018.07.27)︰土地辯論的盲點:近在眼前的3900 公頃地,《明報》,A29,觀點。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727/s00012/1532627988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