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30日 星期一

家校協作與信任關係 -《教協報》

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傳統以來的家長對校政參與一直處於被動狀態,只有出現學校無法獨力解決的學業、情緒或德育問題時,家長才被傳召至學校商討處理。踏入九十年代後,教育局開始積極提倡家長參與校政的重要性,家校合作日趨頻繁,家長被視為監察學校的持份者之一,但社會上卻屢屢傳出少部分家長不當或過度干涉學校行政之新聞。有人認為家長是學校辦學的助力,有人卻認為家長是「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投訴來源。到底學校該如何處理家校關係?甚麼才是理想的家校合作模式?
家校關係之所以難以處理,其中一大原因在於家長並不是單一團體,而是不同利益與關注的集合體。簡而言之,世上根本不存在一個代表所有家長意見的代表。教改鼓勵學校向家長下放權力,然而現實中的部分家長卻以消費者自居,例如過去有報道指某些家長以確保女兒睡眠質素為由,要求女兒有遲到五分鐘不受罰的特權,又有家長投訴校方安排兒子拍畢業照時站在第二排,淪為「配角」等。教改假定家長能以「用家」身份作最明智而理性的選擇,但事實卻告訴我們,部分家長傾向「見樹不見林」,只希望自己子女獲得凌駕於群體或規則的特權,而不作全盤考慮。
隨著合作機會增加,家校衝突實不可避免,在講求透明度與問責性的二十一世紀,學校亦不可能再閉關自守。作為教育工作者,又該如何處理兩者關係?筆者認為,家校間信任關係的建立實在至關重要,其關鍵主要有二︰
管理學文獻指出,信任與期望極為相關。如上所言,不同家長對學校有不同期望,有些期望學校集中催谷成績,有些卻期望學校五育兼備,在教與學以外存在其他要求。一旦家長認為學校課程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便會構成潛在衝突。要解決此問題,學校必須先做好「期望管理」,例如不少學校在暑期舉辦中一、小一的暑期適應班,邀請學生及家長體驗學校生活,理解學校之辦學方針;在班級層面,不少學校亦推行「陽光熱線」計劃,讓家長與教師在友好的情況下初步接觸,而非出現問題,或雙方已存在尖銳矛盾時才見面。此期望管理並非為了爭取家長百份百認同,只是確保家長清晰了解學校的立場和辦學宗旨。
信任的另一因素在於個人關顧。即使學校做好萬全準備,家校衝突依舊難以避免,然則學校如何處理家長的查詢,將是另一個信任建立的關鍵。依筆者所知,不少學校已開始建立統一的數據庫,重視個人化的學生檔案管理。每當教師或相關人員與家長接觸前,均從電腦找出學生背景資料,先了解其家庭背景、個性及強弱項,與家長討論時不只針對犯事學生的問題,亦能根據學生往績作適當鼓勵。這既讓家長感到學校對其子女的學業和生活瞭若指掌,提供著全面關顧,亦明白學校並非針對其子女,會客觀評價每位學生的往績優劣。此類系統化的個人資料庫,不但把家校之間的潛在衝突化解於無形,更能化危為機,讓學校展示對每位學生的關顧。
誠然,家長在派位時為子女選擇了心儀學校,代表了他們對學校本身存在著一定的基本信任,可是這種信任會隨時間漸漸淡化。筆者始終認為,透明度與問責文化只是家校合作的第一步,長遠而言,良好的信任關係才是化解矛盾,讓各方貢獻所長的關鍵。

梁亦華(2014.6.16)︰家校協作與信任關係,《教協報》,633,04。
http://www.hkptu.org/22051



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普及教育與私校定位 - 《信報財經新聞》

踏入六月,小學派位公佈分配結果,而幼稚園報名程序又即將開始,學童升學問題成為無數家長的關注焦點。在香港,小學與幼稚園分屬不同的資助模式,五六十年代政府認為私立學校質素參差不齊,毅然擴展普及教育,把眾多私校納入資助網;現時的私營幼稚園,被視為「靈活而富彈性,且適應力強,能迅速回應家長的需求」的學校系統。到底不同年代的私校形象為何有如此差異?政府為何甘願放棄「靈活而富彈性」的私營中小學,現時對待學前教育又高舉自由的旗幟?

回顧香港教育史,不難發現香港普及教育的擴展,往往並非出於學生福祉或教育需要。香港開埠首七十年,政府對港九新界的私塾臨立,師資參差不齊的狀況毫無規管。直至20世紀初,民族主義在東亞各地興起,港府始於1909年設立教育司署,專責學校行政與規劃。中華民國成立後,英政府即頒佈針對全港學校的首條法令-《教育條例1913》,要求全港學校向教育署長註冊,禁止學校使用「不理想」(undesirable)的教科書,並陸續成立師範學院。此時政府的關注點並非成本效益或教育多元化,而是從師訓與學校規管上加以限制,防止極端民族思想滲入學校,保持社會穩定。

五六十年代,國共雙方在港積極興辦學校,以控制意識形態。港英政府有見及此,遂與教會合作,在批地建校方面給予教會極大方便,除給予學校津貼外,亦實施統一派位制度,把不符合政府規定的學校邊緣化,排除於正規教育系統之外。政策傾斜讓教會扮演主導教育的角色,在1953至1963年十年間,單是天主教會便迅速開辦了55所中小學,學生數目從3,909人激增至28,029人;六十年代末,香港跟歐洲展開貿易戰,香港被指責使用童工。政府為免予人口實,便進一步擴展免費教育,亦為配合為龐大的勞動需求。至八十年代初,超越八成中小學已被納入資助學校體系。此時期英政府的教育政策從辦學團體、資源及升學渠道等方面著墨,強調的是政治中立和人力資源規劃,私營教育的質素被指為參差不齊,私校亦被視為激端意識形態的溫床。

八十年代初,政府對私營教育的觀點始有所改變。1988年《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指出學校過度集中於公營體系,不利教育發展,而私營學校則令學校多元化,更能迎合不同學生需要。政府遂推出直接資助計劃來扶助私校,並迎合另一重要政治目的-把一直被邊緣化的愛國學校重新納入資助體系,為九七回歸作準備。從此,私營教育從「參差不齊,質素成疑」的形象,一躍而成「多元、靈活而富彈性」的教改先鋒,直至現在。

從上可見,過去一百年間私營學校的形象不斷轉變,而普及教育的擴展原因均是政治或經濟需要,與教育本身,甚至學生福祉關係不大。可是在教育層面,幼兒教育並非意識形態的戰場,亦難直接滿足社會人力需求,教育局會否就單純的教育原因與學生福祉,說服各持份者,把普及教育擴展至幼教階段?這在功利主義盛行,處處計算即時成效、成本效益的香港,實在頗有難度。


   

梁亦華(2014.6.21)︰普及教育與私校定位,信報財經新聞,C03,教育講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