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境外遊學與教育消費 -《信報財經新聞》

臨近暑假,是港人外遊與遊學團舉辦的高峰時期,自關愛基金為清貧學生提供3000元「境外學習津貼」以來,遊學團漸成為學校常規活動,經旅行社籌備的遊學團較去年激增五成,催生了境外遊學的無限商機。有人認為,在名校直資化、貴族化的教育消費市場中,貧困學生能否透過參與遊學活動,避免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卻又有人認為境外遊學效能成疑,更突顯了學生間的貧富差異。到底境外遊學的風氣從何而來?境外遊學又是否必要的學習形式?

自八十年代起,家長對百年名校的貴族品牌的崇拜逐漸褪色,一些活動繁多,屢獲獎項的新區英中漸受青睞。形形式式課外活動,從豎琴班到拉丁文,從報佳音到商場話劇表演等,都成為各校努力提升校譽的賣點。在現今直資林立的教育消費市場中,境外遊學亦是一大競爭領域,所辦遊學計劃自然須考慮中產家長的意願。那麼,家長對境外遊學的期望又是如何?


商品以罕為貴

對中產家長的消費心態而言,作為教育商品的境外遊學,首要考慮不一定是學習效果,卻更傾向於商品的罕有性(scarcity),即愈少人去過的,商品便愈有價值。參考各大旅行社的宣傳資料,只見「英國車路士暑期遊學」、「奧地利音樂遊學」等廣告比比皆是,大多數所謂遊學團都只是以體驗為主,以「增廣見聞」、「預備三三四通識」等抽象而一知半解的口號為名。


如同水過鴨背

對參加學生而言,短短十多日能否讓他們強身建體,精通英普雙語?學生在缺乏專業指引與學習計劃之下,境外遊學如同水過鴨背,除了幾張V形手勢的名勝照片外,還能留下些什麼呢?對學生,尤其是直資學校的清貧生而言,區區3000元的資助又能補償他們的學習經驗差異?

明代董其昌曾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原意是指學生除扎實的知識外,亦應在生活中突破課程框架,主動建構知識,當中扎實的知識基礎與生活體驗皆為治學的必要條件,兩者並無優劣主次之分。時至今天,後人卻把語句肆意演繹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配上主從關係後,遊學成為了學生捨難取易的藉口,亦催生出愈來愈多重量與不重質的「體驗活動」。


學習何須外闖

其實要了解今日香港、全球化等通識議題,開拓學生的視野,學校大可往東莞等地的血汗工廠參觀跨國企業的生產線,又或到中上環一帶尋訪辛亥革命的珍貴史蹟,何必耗費千金到外國搞「遊學體驗」?說到底,所謂學生為本的學習,其實只是貴族學校與家長的顯示身份地位的面子工程而已。

這邊廂,政府一直讓眾所期望的小班教學和免費幼教無限期拖延,又停止發放支援通識科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那邊廂,卻又慷慨地動用千萬計的公帑,助長這場盲目而沒有盡頭的教育消費競賽。如此資源分配是否合理?相信,筆者對此實感到費解。




梁亦華(2013.6.29)︰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境外遊學與教育消費,《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風險 - 《教協評論文集》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風險


小六生考試之多,壓力之重,早已眾所周知。教育局向來宣稱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為「低風險評估」,與考生非直接相關,不會構成壓力,但事實卻助長了高小階段的非理性操練,到底問題出在何處?教育局在《勤加操練,可以成材》一文中指出過度操練是教師及學校「不負責任或偏離專業的舉措」,可是站在教師及校方角度,TSA是否真的「低風險」?又是否一句「偏離專業」便能解釋這師生學校三輸的囚徒困境?

自有學校制度以來,考評對教學均有直接影響,前者往往主導課程設置、授課目標及課時偏重,故被稱為「課程磁鐵」(curriculum magnet)。如要設計一套高效能,又能避免影響正常課程的學能評估,評估便需符合以下原則︰一、與受驗者本身非直接相關;二、難以操練的考評題型與範圍,以及;三、與學生成績高度相關。

就第一項而言,TSA只針對學校,旨在了解學生能否達到基本水平,以協助「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劃」,學生所承受的直接風險確實較低,但對校方而言,TSA數據正是標示與識別學校成效的重要市場指標,在市場化趨勢下,這會否成為教育局「優化」個別學校的依據?歷年教改中,教育局引入市場化概念來催谷學生成績(非教學質素),透過市場監管與競爭迫使教師取悅市場;為了增加教席的競爭,前教育局秘書長羅范椒芬時更建議吸納眾多失業的中產人士加入教師行列;為了「舒緩」教師壓力,教育局開辦眾多減壓工作坊,先後發佈「教師課時正面睇」、「中學縮班正面睇」等文件,以殺校縮班,市場問責來迫使學校催谷成績,迎合市場,亦令校方對教育局如何使用TSA評估數據根本沒有信心,它對校方以至弱勢學校存亡而言亦絕非「低風險」。有些學校從小一起已操練不斷,甚至出現某「狀元小學」涉嫌於TSA集體作弊的新聞,皆非簡單一句「偏離專業」所能解釋。

除了TSA的體制功能外,TSA的題型設置亦進一步讓它成為主導課程的指揮棒。回歸前教育署採用以文字與數學邏輯推理為主的學能測驗,雖與校內成績高度相關,但因邏輯推理與學科本身無直接關係,屬「難以操練的考評題型與範圍」,故此盲目操練的風氣並未盛行。

可是,一九九七年的「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卻把學能試改為TSA紙筆評估,涵蓋讀寫聽說四範疇。由於TSA與學科課程高度重疊,學校操練效果比以往邏輯題更為明顯。從此,不少教師要分析每年考卷趨勢,甚至在課堂或額外補課操練類近課程的TSA題型。即使個別教師抗拒非理性操練,亦難以明正言順地拒絕在課程中融入有關元素。TSA主導課程後,所有非考核內容向TSA讓路,各類與創意思維、學習態度、朋輩相處技巧等相關的非核心內容被棄如敝屣,實不利於學生全面發展。

筆者認為,考試始終有其學位分配與篩選功能,全面廢除升中測驗並不可行。近年教育局改為隔年舉行「全港性系統評估」與「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總算踏出了舒緩小六生考試壓力的第一步。但長遠而言,局方只有從題型著手進行改革,減少學科考試與學位分配試的重疊範圍,方能減少被考試扭曲的課堂,否則隔年評估所創造的空間,只會被其他非理性操練再次填塞而已。


梁亦華(2013)︰「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風險,載於葉建源,黃家樂編《全港系統性評估(TSA)評論文集》(頁190-191)。香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http://www.hkptu.org/education/?p=10427

2013年6月10日 星期一

「大學國際化」發展盲點 -《信報財經新聞》

「大學國際化」發展盲點 -《信報財經新聞》

大學國際化是近日社會討論的熱門議題之一。前特首董建華於2003 年提出教育樞紐的概念,積極發展大學國際化,距今已有十年,可是教育樞紐似乎仍流於口號,而國際化的形式更存在不少爭議。近期的爭議主要體現於學生收生之上,在於不少社會人士把海外學生數目視作大學國際化的指標,吸納人才幾乎是建設亞洲教育樞紐的唯一關鍵。誠然,海外學生能豐富校園文化,可是建設教育樞紐是否等同必須大量招收海外學生?其他國家的大學國際化又是如何實施?


停留在收生層次

論大學國際化的成就,新加坡可說是首屈一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成就並非如香港般停留在收生層次。早於1998 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便開展「世界級大學」計劃,在十年內邀請至少十所世界一流大學到新加坡合辦課程或開設分校。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以至上海交通大學等紛紛到新加坡開設海外分校,其高等教育體系可說是百花齊放。

反觀香港,這方面的成績幾乎是零,多年來只有學費達百萬以上的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以及每年學費十數萬,仍然公開兜售六十萬元建校債券的哈羅國際學校來港辦學,其貴族級收費與一般市民脫節,聲名與新加坡引進的一流大學更是無從比較。

「輸入」方面乏善足陳, 「輸出」方面又如何?新加坡國立大學在中美兩地均設有海外分校,就連浙江大學、廈門大學等非一線學府也開始在東南亞各國建立教育點,我們的腳步卻只及深圳前海,一廂情願地跟深圳共同打造「港深教育圈」。

除設置海外分校外,世界各地大學也積極與海外大學合辦課程,例如南洋理工大學與美國史丹福大學組成學術聯盟,合辦各類理工科研究院課程。新加坡學生須到史丹福大學修讀若干學分,而畢業生獲兩所大學共同頒發學位。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會為本土學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學位,不會盲目擇優收生,罔顧學生利益。


只顧追逐大學排名

反觀香港,境外合作辦學除了個別學系的交流活動外,基本上與本科及研究院教育無緣。這些合作多只限於校外進修學院,提供教學點供海外教授授課,課程亦只供有能力負擔昂貴學費的自費學生修讀。其實,在收生國際化之外,課程國際化更能發展學生的國際視野,為何本港卻不積極考慮這世界趨勢?

總括而言,回歸以來香港所謂「大學國際化」的發展一直捨難取易,不是追逐大學排名,便是停留在收生層面,以公帑津貼的學位招攬海外尖子,在課程、學系、以至院校層面的海外合作均乏善足陳。相對而言,新加坡這些年來務實發展,真真正正地建成享譽國際的教育樞紐。

如果香港的「大學國際化」繼續故步自封,只懂數算校園裏有多少金髮碧眼的話,未來只會給新加坡、南韓等教育體系進一步拋離。


梁亦華(2013.6.11)︰「大學國際化」發展盲點,《信報財經新聞》,A17,時事評論。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729&cat_id=6&title_id=604580

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 -《香港經濟日報》

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 -《香港經濟日報》

  近年社會各界對院校盲目追逐世界排名有深刻反思,眾多大學對此已轉趨低調,然而這並不代表各院校已破除了根深柢固的數字迷信。早前,香港大學率先發表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表示該校畢業生平均月薪增長6.8%,就業率達99.7%,形勢「一片大好」,而其他大學的畢業生就業調查在這數月陸續公布,以供市場參考。


薪酬比拼 不反映學校質素

  長久以來,畢業生薪酬是各大學的重要比拼指標,似乎理所當然,可是撫心自問,它到底反映甚麼?是教學成效?是學生質素?是院校的社會聲譽?亮麗的數字與百分比背後,又含有多少水份?

  客觀而言,畢業生薪酬與就業數據並不反映畢業生的工作態度與能力,跟大學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等社會職能毫無關係。充其量,其數據只反映院校聲譽,為學生所帶來的邊際效益與市場價值。那麼畢業生的市場價值愈高,是否代表該些學系有較佳的教學成效?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學者Malcolm Gladwell便曾以問卷形式,邀請約100名律師在密歇根州的大學中選出最佳10所法律學院,結果素有名氣,卻沒有法律學院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竟也能排名第58位!由此可見,院校聲譽往往令社會對院校或學生賦予錯誤的市場價值,如有僱主把名牌迷信轉化成薪酬,只看重一紙文憑,很可能得不償失。


報喜不報憂 就業率水份多

  除了調查目的不明外,調查的可信度亦頗為可疑。以港大為例,2012年度該校共有學生2.3萬,每年平均約有7,000多人畢業,然而訪問人數卻只有3,500,當中即使有99.7%的就業率,又能否代表整屆畢業生的就業概況?中國人素有報喜不報憂,醜事不外傳的傳統,很多時成功就業的畢業生才會回應母校就業調查,那這種數據選取又有何代表性可言?事實上,即便是這3,500名畢業生中,月入1.5萬元以下者仍有4成,而所謂6.8%「平均月薪增長」還未扣除2012年4.7%通脹率。在這些亮麗的數據背後的實情,又有多少人願意費神深究?

  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難道大學教育的成敗,就只能取決於這些冷冰冰的就業率和薪酬升幅?社會以薪酬來衡量人的價值,院校以薪酬來標榜自己的「鍍金」功能,又是否符合大學之道?

梁亦華(2013.6.11)︰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香港經濟日報》,A34,國是港事。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3771dd8c-1e55-4eb2-8777-17e5401745ac-770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