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教改盲目崇洋的弊端 - 《星島日報》

《教改盲目崇洋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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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教師組織發表前線教師對校本評核的意見,超越一半受訪者不滿校本評核的安排及評核的信效度,更有人指出多年前校本評核的推行源於教育局盲目引入澳洲校本評核制度,以及增加英美澳大學對中學文憑的認受性而成,屬政治而非教育議題。其實盲目崇洋的教育政革又豈止校本評核一項?回歸十五年來,香港經常援引海外例子來規劃本地教育發展,其影響之深遠,又有多少為人所知?

學前教育的定位

多年以來,教育界多次要求政府為幼師設立薪級表,爭取把免費教育延伸至學前階段,可是面對數千師生的要求,教育局依舊參考三十年前國際顧問團報告書(Llewellyn Report)對學前教育「理想而非必需」(desirable but not essential)的定位,拒絕全面規劃及投入師訓資源。然而英美各地的幼兒園屬可有可無的托兒模式,本港學前教育卻屬正規教育的一部份,入學率接近百分百。政府只採用強調競爭的學券制,而拒絕把幼兒教育納入免費教育範圍,致使幼兒教師成為高壓力,低保障的工作典型,士氣長期低落,最終受害的又是誰呢?

基礎教育劃一量化

基礎教育方面,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能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便是成功的教育制度。多年以來本港學生在「國際學生評核計劃」(PISA)中均高居前列,基礎教育成效之卓越有目共睹,然而教育局卻參考排名遠低於香港的美國模式,引入「高效能學校」的概念和指標,把全港學校分拆為四大範疇、十四個範圍、二十九個現指標及八十個關注重點,迷信於標準劃一的量化評核表。

早有學者指出,此類重過程,輕成效的品質監控標準只適用於教學效能較遜的學校,因為大量行政工作雖能剔出尸位素餐的庸才,卻只能確保教學活動符合最低水準。它營造出來的標準化霸權(Hegemony of standardization)並不能鼓勵,甚至反過來把教師創新或追求卓越的空間壓榨殆盡。其實辦學成效高居世界前列的香港教育模式,是否必須向二千萬高中畢業生不會基本計算,一千萬學生不會基本閱讀的美國基礎教育借鑑,把國外政策照搬如儀?

更令人驚訝的是,盲目崇洋的教改更連外國早已棄用的政策亦照搬不誤,如政府於九十年代堅持引入被英國棄用的目標為本課程,近年亦強制各高等院校推行被澳洲廢棄的績效為本單元設計等,不一而足。如此旨在追趕世界潮流,盲目崇洋的教育改革,又是否真的以學生為本?

借鑑海外 保留優點

正如香港大學教授程介明曾言︰「個別的措施甚至政策,在一個文化中是成功因素,在另外一個文化也可以是失敗因素」。其實香港處於「筷子文化」的文化圈內,具有重視德育紀律、學習態度、個人努力、總體綜合目標等優秀傳統,本身已是西方社會極力學習的對象。海外經驗固有值得借鑑之處,可是官員不著力保留自身優點,無視東西方文化差異,盲目地邯鄲學步,得到的可能是災難性的結果,把香港引以為傲的學術水平都一併革掉。


梁亦華(2012.7.6)︰教改盲目崇洋的弊端,《星島日報》,F08,教育評論。

2012年7月2日 星期一

教育市場下的殺校潮 - 《星島日報》

日前小一派位放榜,北區學額成為雙非與本地學童爭相搶奪的目標,不少學生因學額不足而被逼跨區上學,更掀起叩門潮。有議員歸咎於人口規劃不當,亦有人指出學額不足是雙非入境政策的後遺症,可是教育規劃上又是否存在有待優化之處?對教育局而言,過去十多年的北區學校問題主要是學額過剩,北區亦是歷年殺校潮的重災區,可是當初的北區學校是否非「殺」不可?多年來所謂過剩學額問題又從何而來?

北區學額供不應求

北區殺校之源起始於教統局2002年「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該文件以成本效益為由,通過公開羞辱(public shaming)的標籤定型,把77所收生不足23人的學校標籤為「不受歡迎」和「成效不彰」,繼而強行停辦。如同今天被逼跨區上學的學生,當時已有不少家長投訴學童必須舟車勞頓,影響家庭生活。當年教統局局長李國章的回應是︰「不會為方便一、兩個人利益而影響整體教育發展。」

面對殺校政策,教師工會建議趁勢推行小班教學,又或保留部分學校以緩衝人口回升後的教育需求,而不少學校亦試圖轉型至特色小學,如訓練獨立能力的寄宿學校、園藝為主體的綠色學校、少數族裔學校等,然而教統局為了加速殺校目標,不但全數否決該些提案,把「小班教學」的建議視為工會避免教師失業的利己行為,更採用種種行政手段把收生不足學校「陰乾」,例如在沒諮詢或知會情況下,把二十所村校剔除於小一校網之外、無理延遲發放「特別視學報告」,令部分學校不能正常招生等。

部分學校見積極發展難以求生,毅然發起激烈的抗爭活動,如簽名遊行、聯校罷課、校長絕食等,反抗殺校的司法覆核一直打至高等法院,可是教統局依然不為所動,前秘書長羅范椒芬只肯略為「讓步」,容許部分學校自行選擇「三年後停辦」,還是「五年內自然流失結業」。時至今天,全港逾一百所學校被強行關閉,北區小一學位從2001/02的四千個大跌至去年的二千六百個。失去緩衝學位的北區校網,無力應付數以千計突然湧現的雙非學童,便只能放棄就近入學原則,跨區安置本地學生的升學需求。

學生被逼跨區上學

從上可見,北區學額問題實源自當年教統局一改回歸前教育福利政策取向,盲目提倡成本效益及市場問責。在教統局充滿數字圖表的改革建議書中,教育經費不再是對下一代的投資,而是極待削減的臃腫開支,所有不能量化的東西,如師生關係、教育熱誠、自然學習環境等,在官僚眼中均沒價值可言。誠然,每年教育開支節省了三億多元,可是教師權威在歷年公開羞辱的輿論攻勢下被摧毀殆盡,數以千計家長與學生亦不能就近入學,在未來六年的每一天疲於奔命,這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問題?

更諷刺的是,當年教改始作俑者,一個事不關己般等候接掌醫管局,一個大模大樣地遴選下一任政府的五司十四局人選。這對於數以百計因教改而精神崩潰或自殺慘死的教師,以及成為教改白老鼠的數十萬莘莘學子,情何以堪?

梁亦華(2012.7.2)︰教育市場下的殺校潮,《星島日報》,F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