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日 星期五

從語文中心衝擊事件 看本地語言學習 -《信報財經新聞》

從語文中心衝擊事件 看本地語言學習

上月,某大學發生了學生包圍語文中心,以抗議普通話評核結果的事件。期間學生對師長作出不禮貌言行,引起了社會不少爭議聲音。

事件發展中,學生行動被坊間扣上港獨帽子,繼而被高度政治化,然而事件所涉的粵普語言爭議,其實不一定與政治有關。

在課堂上,學生學習第二語言的困難在於欠缺語境,這不只令學生欠缺日常生活的應用機會,也難以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對此,語言心理學家Gardner提出工具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綜合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兩分類。所謂工具性動機,是指學生預期掌握該種語言後,能夠為自己帶來的實際利益,例如升學或就業機會等;綜合性動機則視乎該語言使用者所展現的親和力,能否吸引自己學習來與之溝通。前者視乎學生對未來的預期,後者則取決於學生對現在或過去該語言使用者的觀感。

綜合動機不足

在香港,英語及普通話所代表的經濟實力是無可置疑的。儘管港人升學目標不一定是內地學府,但不論服務行業,還是金融工作,普通話已成了港人跟客戶必不可少的溝通媒介。部分本港學生抗拒學習普通話,主要原因在於綜合動機不足,即港人所感知的普通話使用者族群形象較負面相關,而這形象往往受到周遭環境、身邊所接觸的人事,又或傳媒對相關族群的報道所影響。

語言經濟價值

可是,對普通話使用者的族群形象較低,是否就等於這學生擁有港獨思想?港大學者Gao於2000針對中港學生進行研究,發現內地學生對英語的好感,竟比曾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學生高;而教大學者Yu於2016年訪問260名中港學生,發現內地學生對普通話的綜合取向評分遠低於英語;如只選取一種語言使用,59.3%的內地學生選擇英語,而非母語(普通話)作唯一語言。可見,語言經濟價值只是學生選用的考慮因素之一,語言在過去的歷史地位,以及它所反映的文化軟實力,也決定着學生學習動機的強弱,而這也不應被視為愛國或港獨與否的硬指標。

中港學生融合

要提升本地學生的強普通話學習動機,我們無法一夜間提升文化與族群形象,但卻能從身邊校園環境着手。不少研究指出,跨文化社交需要是大學生語言學習的主要動機,雖然本港各大學均着力招收非本地生以增加「國際化」形象,但如何促進不同背景學生深入交流,卻未有着墨太多,致使中港學生各自抱團,雙方不只欠缺共同話題,亦對對方存有不少負面形象。例如香港亞太研究所的報告《內地生在香港》便指出,內地生會覺得本地學生經常遲到走堂、把時間花在兼職或課外活動上,本地生則認為內地生都是學霸,上課與之同組「好chur」,是對自己苦不堪言的「挑戰」。

所謂「讓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本次衝擊事件,某程度上反映着多年來院校國際化有量無質的不足,要真正讓中港學生真正融合(Integrate),而非單純共存(Co-exist),學生才能真正得益於大學國際化的政策,發展出開放性的多元文化。

梁亦華(2018.03.03)︰從語文中心衝擊事件 看本地語言學習,《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8年1月27日 星期六

從幼兒受虐案看家長教育 - 《信報財經新聞》

近日,本港發生一宗女童懷疑被虐致死事件,閱者無不痛心,社會各界亦對冷血的施虐者一致譴責。施虐者的惡行固然天理難容,可是作為持份者的教育與社署當局,當中又扮演着什麼角色?在檢討個案呈報機制以外,不同持份者會否存在優化空間?

所謂「不治已病治未病」,個案呈報機制失效,以及社署未能識別高危個案,均是此宗悲劇出現的兩大關鍵。識別本身其實並非困難,「再婚家庭」作為特殊社群,一直是學界研究焦點之一,只是沒有得到政府的應有關注。

父母權力背後

每對父母也擁有控制孩子生理及心理的絕對權力,旁人一般無權,亦不敢過問。但無上權力的賦予背後,實際上隱含了兩個假設:一、技巧方面,家長對孩子個性與需要有最透徹的了解,能選取最適合的管教方針;二、態度方面,家長會以孩子利益為依歸,因「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一般而言,上述兩點假設是合理的,但在特殊情況下,如「再婚家庭」,則上述假設便不能成立。

外國有研究顯示,再婚家庭的問題實不亞於單親家庭,香港浸會大學關啟文博士引用外國數據指出,繼父母家庭發生致命虐兒機率比一般大一百倍,非致命虐兒機率則大四十倍。究其原因,在於繼父母享有絕對的權力,卻對前任孩子一無所知,更不一定以他們利益為依歸,而這不只單純偏愛自己孩子。心理學研究指出,再婚男女與一般家長的其中一個差異,在於他們更關注維繫自己與伴侶的感情,多於子女(不論是否親生)最大利益。換句話說,他們不會為了孩子利益而與伴侶產生衝突。這產生兩種問題︰一、繼父母對孩子極端的放任,不敢嚴厲管教,以免夫妻間產生矛盾;二、繼父母對孩子極端嚴厲,原生父母因避免與之產生矛盾,未必全力保障子女利益,可能扮作看不見,甚至鼓勵受虐子女「更多包容」,以維繫家庭完整。在本個案中,生父明顯加入了施虐一方,從而直接導致這災難性後果。

孩子只是父母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對孩子而言,父母便是他們世界的全部。在香港,年滿16歲的少年享有性自主權,能在生理上成為父母,但他們對於父母的責任和意涵,又是否有清晰了解?雖然近年不少學校積極發展家長教育項目,但這些項目主要是校本推行,一來沒任何規範或標準,二來它們目的亦非為了培訓出優秀家長,而是把家長訓練成及格的學校義工、課後功輔導員、解釋校政的宣傳者,乃至支持學校的家長校董。教育重點以學校行政為中心,而較少涉及父母對自身家庭角色的了解、幼兒心理、育兒技巧等等。事實上,父母、祖父母在家庭角色及親子關係,都是家長教育中必須,卻一直欠缺的重要一環。

參考社會福利署關於領養孩子的規定,兒童需要入住準領養家庭最少連續6個月,期間社署會透過定期接見和探訪,監察領養交託進度,以及養父母與孩子能否成功建立親密關係,才決定是否正式頒發領養令。可是,對於個案中如此複雜的再婚家庭,社署卻沒有任何保護兒童的嘗試。比起與養父母素不相識的孩子,繼子女的心理發展與安全完全沒有任何保障。

好人袖手旁觀

作家Edmund Burke曾有名言︰「邪惡之所以得到彰顯,正因為好人袖手旁觀」(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上述討論只涉及制度未臻完善的優化空間,實際上持份者的麻木冷血,亦是悲劇的另一關鍵。在受害女童的飢寒交迫,每天被瘋狂毆打的最後歲月裏,那些對孩子傷勢視而不見的成年人、那些環繞「查詢」和「轉介」二詞爭論不休的機構、那些透過電郵把個案推來推去,最後不了了之的官僚,實際上和施虐者一樣,都是冷血共犯。

這富裕的香港發生如此令人痛心的悲劇,是教育界,乃至我們整個香港的失敗和恥辱。




梁亦華(2018.01.26)︰從幼兒受虐案看家長教育,《信報財經新聞》,C06,優質教育

2018年1月4日 星期四

大學排名與學術競賽 - 《信報財經新聞》

大學排名與學術競賽

近日,本港某大學爆出涉嫌少報學生數字,減低師生比例來爭取較佳排名的新聞,引起坊間輿論一陣熱議。如果考試是學校課程的指揮棒,則大學排名與評審指標,便肯定是大學行政的指揮棒了。

客觀而論,這些大學排名有其功能所在,因為一般人是難以論斷大學好壞,而每所學校的指標亦多如恒河沙數,連局內人也不易判斷。

代表院校聲譽

對此,大學排名就如個人簡歷,能為政府、僱主和學生提供資訊捷徑(Information shortcut),把整所學校的好壞,以最簡單的一個量化數字表達出來,儘管背後不少指標如畢業生薪酬、師生比例、論文引用率,乃至大學網頁每年點擊率,都存在極大爭議,而且排名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其副作用之大亦不容忽視。

對院校而言,大學排名所代表的院校聲譽,是社會認受性來源,也能轉化為巨額的實質利益。它不只影響商界籌款資助額,還能幫助學校爭取合作機會、海外交流、協作辦學等不同社會連結,再反過來增加國際化評分,讓排名可以節節上升。亦因此,一些聚焦本土文化的文史哲學科,又或一些欠缺悠久歷史和富裕校友的院校,自然落於下風,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局面。

愛迪生的啟示

對學者而言,所謂「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一般學者不得不跟隨排名與評鑑的指揮棒辦事,自此草擬每份研究計劃前,必先確保研究要有成果、要有證據、能發論文、能易於獲取各種資助、對社會(主要是國際社會)要具有「影響」(Impact)、易被政策制訂者(如官方文件、立法會議員)引用等等。遙想當年發明電燈受挫的愛迪生曾有名言:「我沒有失敗。我只是發現了10000種行不通的方法。」如放諸今日香港,這沒有成果(或只有失敗性發現)的愛迪生根本不可能獲得續約。

學生有何益?

對學生而言,以大學排名與評鑑作指揮棒,更未必是一件好事。雖然教資會一直強調教研相長,教學與研究並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但時間資源始終有限,每人一天也只有24小時。如學者都把時間投放於研究與論文投稿,以應付評鑑,教學質素真的可能不受影響嗎?早有學者指出,香港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既不「高等」,又非「教育」,當院校精力都放在搞資源、搞關係、搞企業形象時,到底學生有何得益?

作家伏爾泰曾言:「解放愚人是非常困難的,因他們敬拜着綑綁自己的鎖鏈。」(It is difficult to free fools from the chains they revere.),但這學術競賽的弔詭之處在於,所有參與者均是飽讀詩書,智商超群的名校博士:勝利者堅決維護這評鑑的合理性;一般學者繼續竭力埋首,讓自身價值被指標異化。

誠然,大學排名與評鑑跟考試也一樣,是社會必須容忍的必要之惡,但這資助系統的背後,肯定存在不少優化空間。如政府官員簡單滿足於數字和一連串百分比,只求整體排名節節上升,而忽略背後的副作用,對師生而言也不會是一件好事。


梁亦華(2017.12.23)︰大學排名與學術競賽,《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社交媒體與主流民意 - 《信報財經新聞》

9月學期伊始時,各大學校園出現不少政治標語,中港學生互相指摘,雙方均認為自己代表着「主流民意」,中港矛盾再一次升溫。回顧過去,人們又如何判斷自己言論的認受性?如何認識「主流民意」?

「君權民授」興起

古代人們附屬於體制,沒有所謂的「個人意見」,認受性(Legitimacy)只受統治者的關注。對此,西歐君主着重「君權神授」,教王加冕被視為統治的認受性基礎;中國帝王則自詡為天子,以「五德終始說」顯示天命所歸,其他日本神道教、藏傳佛教亦傾向政教合一,以宗教之力鞏固統治。

十七世紀啟蒙運動後,教權旁落,國家認受性被「君權民授」所取代,那「民授」的基礎從何而來?不少西方國家改行共和或民主選舉制,以選票賦予政權合法性;蘇俄列寧則以「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孟什維克」(少數派)等標籤為自己與對方冠名,突顯自己受主流民意擁戴,同時向反對派施以符號暴力。

相對國家而言,一般市民又如何判斷自己行為的認受性?以往人們較多藉着憑藉中世紀宗教或遊俠思想,以「替天行道」、「天誅」等藉口,實踐自己的正義;數碼世代的年輕人,則從互聯網認識和了解主流民意。遺憾的是,這些「主流民意」往往是虛假的。

在歐美針對新移民的研究顯示,互聯網的使用不一定促進跨文化溝通,它更可能引致分化,製造溝通鴻溝的源頭。例如中大教授李立峯指出,社交媒體能滙聚了一個個孤立的意見,使之成為影響力,壯大聲勢;阿拉伯之春的領導者之一Wael Ghonim亦坦言,網上社交平台恍如「回音廊」(Echo Chamber),人們更傾向與相同政見的人聯絡,個人管理系統能讓他們不追蹤(Un-follow)或禁止(Block)他人。

除個人外,社交平台的自動篩選功能,會自動記錄使用者平時瀏覽網頁的習慣,日後選取相近政治取向的資料顯示出來。久而久之,社交平台只餘下相同理念的群組,繼而以為自己主張受「主流民意」所支持。

中港學生存分歧

互聯網凝聚香港部分學生意見的同時,亦鞏固了內地學生的愛國主義。現時港漂圈及內地生論壇,已發起了不少投票和聯署運動。也許大部分香港學生不知道,民主、自由等香港認為無可爭辯的普世價值,在內地已逐漸與失敗者(Loser)的貶義聯結在一起。情況猶如清末人們認為,主張洋務改革者都是市井無賴和科舉失敗者一樣。

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香港年輕人作任何行動前,應否先了解不同意見,透過論述確立自己的主張,爭取對方的支持?盲喊欠缺論述的口號,只能激化中港矛盾,既為自己製造樹立強而有力的敵人,又為他人製造打壓自己的藉口,對人對己均百害而無一利。


梁亦華(2017.11.11)︰社交媒體與主流民意,《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 -《信報財經新聞》


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

每年秋天,是各幼稚園學童報讀小一的日子。懵懂之齡的孩子即將面臨人生第一重關卡,自然沒甚感覺,背後家長卻緊張不已。然而,不同家長對於「理想學校」的解讀及期望,往往有不同看法。到底為什麼家長有如此不同的教養取向?這當中是否存在優劣?

有家長重視獨立、自主與創意,期待學校提供更多機會,讓孩子探索世界;有家長重視紀律,着重「乖」、「聽教聽話」、「勤力專注」等傳統美德。

高低社經地位取向

學者Early & Eccles的研究便發現,高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家長,傾向第一種取向,低SES者, 則傾向第二種,Early & Eccles認為這與家長保護心態有關,因弱勢家庭往往生活於品流複雜、治安較遜的區域,周遭危險較大,家庭亦更難承受失敗或風險。為此,家長更重視權威式控制、紀律及絕對服從,傾向壓抑孩子的自主性,以保護孩子免受傷害。此論以「風險管理」解釋弱勢家庭的教養取向,但卻未能解釋高SES家庭的取向如何形成。

「階級複製」傾向

學者Kohn則從「階級複製」角度剖析,指出不同階級的人均有「階級複製」的傾向,他們會分析自己的過去,並歸納出成功的「因素」或「人格特徵」。在現代社會中,中產或以上的職業,如醫生、律師等,均重視獨立自主的專業判斷,又或管理預期以外狀況的臨場解難能力;相對而言,基層職業重視服從與規章,獨立自主反而是離群的表現,好辯論、尋根究柢等更是妨害團隊工作效率的不良特徵,「沉默是金」才是良好美德。在階級複製傾向下,家長的潛意識會把孩子塑造成自己,亦令到他們會重視不同類型的人格特徵。

新興「快樂取向」

上述取向在不同的環境下各有優劣,實在難言高下,事實上不同社會崗位,確實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可是筆者最關注的,卻是近年新興的第三種「快樂取向」,即單純期望孩子愉快學習,以沒壓力、開心快樂,甚至方便接送為選校目標。這美其名是「無為而治」,實際上卻是放任不管。當然,有人會反駁「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末立見」,只要是人才,他哪裏都能找尋自己的路,邁向成功;但韓愈卻有文感嘆︰「千里馬常有,而百樂不常有」,如教不得其法,只讓千里馬蠻幹累活,最終牠只能「駢死於槽櫪之間」。

每個孩子也是獨特的,世上不可能有套one-size-fit-all的教養方針,但我們需要謹記的是,千萬不要為自己懶於思考找尋藉口。因為引領孩子成長,是每對父母的使命,大家都是從零出發,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學習,計劃最適合自己孩子的路。



梁亦華(2017.10.21)︰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8月24日 星期四

迎新營的社會與社交功能 - 《信報財經新聞》

迎新營的社會與社交功能

臨近開學,學生會、宿生會等不同組織均密鑼緊鼓,準備迎新營(Orientation camp,簡稱O-camp)活動。可是多年來,迎新營經常被社會責備,包括口號不雅、遊戲過火、性暗示,乃至公然欺凌等,多年前甚至傳出有女生在迎新營後自殺的新聞。迎新營似乎代表不良「學生文化」,可是作為家長與學生,我們應否避之則吉?

起初的迎新營是為了幫助入學新生了解校園,熟悉環境,可是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在網上或口耳相傳已獲得不同資訊,事實上亦沒有人對電話簿般厚的資料有興趣。對學生而言,迎新營珍貴之處並非它資訊多少,而是它提供的交友契機。

組織心理學認為,信任的賦予不一定在乎時間長短,而是在乎時機。為適應環境,人們在人生路不熟時,會自然向新環境靠近融入,對於所遇見的同伴和學長,較易賦予信任或採取親近態度。換句話說,學生在初次接觸的幾天,甚至幾小時,是學生間建立友誼的重要契機。部份國外研究甚至指出,學生能在首20分鐘,基本便能篩選及評估適合自己的朋友類型,建立圈子。對此,香港未有詳細研究,但中大研究報告《內地生在香港》顯示,大部分香港與外地學生與同儕的初始友誼,亦是從迎新營建立的。

發展友誼元素

除友誼建立外,友誼的維持與發展也格外重要。對此,迎新營所提供的「頻繁接觸」與「群體項目」,正正是發展友誼的重要元素。過去研究顯示,友誼發展與接觸的頻繁度成正比,一般而言,同一主修(相同課堂)、生活環境(相同宿舍或校園)或活動(組織宿生會、課堂專題研習)等,均是進一步發展友誼的關鍵。對此,迎新營為新生提供朝夕相見的機會,以及為某個目標共同努力的經驗,這些都是友誼發展不可或缺的。

然而,筆者亦認為迎新營存在不少改善空間。正如不少論者所言,一些迎新營組織者受不良傳媒渲染,遊戲「獎門人」化,甚至加入種種性暗示,這對新生是很危險的。正如此前所言,新生面對陌生環境,如一張白紙,這時他們的個人信念,特別容易受他人行為或自身遭遇所影響,亦是大學「社會化」的關鍵。到底我們期待着把新生塑造成關心社會、熱愛探究的社會一員,還是互相調笑、拿着什麼「桑拿」性感標語搖旗吶喊的所謂「文化」?

另外,迎新營是新生對學校及同儕建立第一印象的關鍵,可是迎新營並不一定歡迎所有新生。《內地生在香港》報告指出,新生迎新營幾乎只使用廣東話,甚至各系會寄給學生的電郵都只使用中文,國語及英語使用者基本上沒法參與,這直接令不少非本地學生感受被排斥,從而產生嚴重抱團現象,令「大學國際化」成為一個個小圈子林立的校園。

此外,部分組織者進一步指出,活動組織與設計被大量「老鬼」(學長)所左右,在過程中對成員動輒指罵,甚至鬧出分裂。相對而言,鄰近地區的學生活動組織,學長與學弟間反而有較平等的討論,這實在值得我們反思,在這號稱自由平等的城市,為何權威性人格比其他地區更甚,而這些「權威」到底在傳承着什麼價值觀予學弟學妹。

道德審查審核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迎新營對新生社交與身份建立極為重要,家長與學生不宜拒絕參與。反而,筆者認為學校應擔當更積極角色,提供意見。這無關影響學生自由,而是確保相關活動符合基本的道德與價值觀。正如一般研究生進行研究,只要對象涉及他人,便須經道德審查委員會審核,這監管並非干預學術自由,而是確保活動不會對他人構成不良影響。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ulture/article/1639966/%E8%BF%8E%E6%96%B0%E7%87%9F%E7%9A%84%E7%A4%BE%E6%9C%83%E8%88%87%E7%A4%BE%E4%BA%A4%E5%8A%9F%E8%83%BD

梁亦華(2017.08.25)︰迎新營的社會與社交功能,《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8月9日 星期三

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流 - 《信報財經新聞》


C04  |   優質教育  |   教育講論  |   By 梁亦華  |   2017-07-29

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流

踏入暑假,各大學海外招生程序也塵埃落定。據估計,來年多達18000名內地學生即將來港負笈升學。學生多元化,自然為各院校的國際排名帶來不少分數,但這同時也帶來種種挑戰,例如學生之間各自抱團,缺乏互動;中港學生缺乏理解,相互標籤。這些日積月累的隔閡,往往發展成更大的衝突,例如課堂授課語言之爭、學生會競選時環繞候選人背景的陰謀論等。中港兩地學生同文同種,為何彼此間存在如此差異?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又可如何促進彼此融合,讓學生多元成為香港教育的真正優勢?

在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語言一直是焦點所在,也是各院校對內地學生支援的重要環節,畢竟語言是有效溝通的先決。在粵語學習方面,粵語軟實力為內地生提供了很強的學習動機。不少本土研究指出,不少內地生欣賞粵語及其背後的軟實力,儘管港人對自己電視劇、歌曲等諸多批評,但在內地年輕一代眼中,粵語代表着活力和潮流,或套用他們的話語——很「洋氣」。

看港劇學粵語

有趣的是,研究指出內地學生學習粵語的最主要渠道是看TVB劇集,以及中港學生配對的學長計劃(Mentoring programme),官方的粵語課堂只提供入門基礎,粵語水平主要還是看應用機會。此外,針對交流過程的研究顯示,粵語水平高低並非主要障礙,有時反而是本地生的語言選用,即香港學生自動以普通話回應(即使其普通話水平僅屬一般),大大減少了內地生使用粵語的機會。

語言應用,是跨文化交流的另一研究焦點,亦揭示了內地學生所遭遇的另一難題:文化差異,這對粵語為母語的內地學生尤為明顯。他們與本土學生使用粵語共同語言,也不乏互動機會,但最後往往難以深交,只與內地群體抱團。

這些中港差異不一定是主流社會所強調的:對民主自由的體會、對佔中的同情、對六四事件的理解等,中港雙方都了解這些敏感點,亦無意涉足,相對而言,中港文化差異卻更多是日常生活細節的選擇與態度。最常見的文化差異,在於求學態度方面。研究顯示,內地生認為香港學生逃課多、學習不認真、小組課業不負責任;本地生視內地生為學霸,只懂讀書而不懂享受生活,話題只環繞學習,與他們同組無異是辛苦自己。兩者的差異,正正原於兩者對大學生活的期望不同,而這些既定的族群定型,很大程度限制了中港學生的友誼起始,也促使雙方物以類聚,各自抱團。

第二種差異,在於話題發展方面。不少內地朋友表示,與本地學生的友誼通常留於表面,聊天所涉及的,多是資訊性內容或事實陳述,對於家庭與戀愛關係、自身情緒等均深藏不露;相對而言,內地學生的話題禁區比香港學生少,多只限於個人金錢或財產狀況。研究指出,話題披露的深淺與廣度,往往與其成長的文化背景相關。如不契合,便可能引來「對方欠缺誠意」的誤解,阻礙友誼發展。

文化「統一」?

從上可見,中港雙方均有學習對方母語的動機,故融合的最大障礙並非語言,反而是雙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差異。要促進中港融合,我們未必要把香港建成「文化熔爐」,把不同文化「統一」起來。反之,我們更應從包容心態着手,讓雙方始於理解,終於尊重,面對不同文化並存時,能踏出自己的安全區(comfort zone),多欣賞對方的優點,多理解對方的文化習慣與特質,這才能讓大學校園真正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