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 - 《信報財經新聞》


近年政府積極擴展專上教育。從高級文憑、副學士,到自資碩士課程,自資學位已超越受資助學位,成為大學的一大財源,但這同時亦引發學歷通脹,乃至社會不穩的疑慮。過去一年的統計署資料顯示,20至24歲具大專學歷的就業人士入息月入中位數為11000元,竟與經濟遠遜現在的1997年持平。可見,學歷通脹正把更多高學歷的年輕一代推向貧窮線。事實上,在國家層面,增加高等學位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個人層面,它能否帶來社會上流的機會?又或成為社會動盪的溫床?

「書中自有黃金屋」是我國根深柢固的觀念。對此,教育統計研究上亦有所顯現。學者Kimko審視了1960至1990年OECD的經濟及教育數據,發現PISA數學科成績每增加47分,每年國民生產總值便額外增加1%。為什麼教育能拉動經濟?不同學者試圖提供解釋:傳統觀點認為,教育能為工商業發展培訓合適的高技術員工,支持各行各業發展與擴張,又或教育催生更多創意產業,拉動經濟發展;社會學觀點則認為,畢業生工資隨教育程度增加,會更捨得花費,產生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讓財富下流,讓整個社會得益;人力資源觀點則認為,受教育的市民更着重自己健康和體質,從而提升工作效率,增加社會產力。總括而言,上述學者均贊成教育發展能幫助個人脫貧,又或拉動地區經濟發展。

教育能拉動經濟?

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少學者循教育質量,對兩者關係作進一步探討。如北歐學者Hanushek認為教育統計以在學年期為量化數據,無視SES、家庭、地區文化等差異是不準確的,例如學生在伊朗接受一年可蘭經為本的宗教教育,與在芬蘭接受一年的探索教育,便有明顯不同;Murphy則關注學科差異,其研究發現工程系畢業生數目比起法律學系更有助拉動經濟發展,蓋因後者會引發尋租行為,即更多人透過法律或行政手段奪取和鞏固個人利益,增加社會整體發展的成本。

此外,另一些學者則從環境配套的方面,指出「教育拉動經濟」論點的局限。例如Pritchett審視相關數據後,發現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只在OECD已發展國家才成立,在秘魯、菲律賓、迦納等發展中國家,其相關性並不顯著。Godo & Hayami同樣認為教育未必能拉動經濟,他們審視二戰前後的日本教育與經濟,指出技巧和知識不能直接轉化成產力,必須結合機械。然而戰前日本人力過盛,機械太少,大量增加的高學歷人口成為社會不穩,乃至向外擴張勢力的源動力;Assad則認為與國家政策相關,因不少專制國家為了政治穩定,會聘請大部分高學歷畢業生,而學生則視學歷為長期飯票,這見於北韓,又或埃及、伊朗等伊斯蘭地區。簡而言之,要實現「教育拉動經濟」的假設,必先有政府政策及足夠資源或科技配套所支持。

除國家層面以外,近年在個人層面的「教育脫貧」論點亦受到不少學者所挑戰。Pritchett指出,隨着受教育者愈來愈多,僧多粥少情況下,回報率自然減低,減低學生接受教育的意欲。當專上學位超越適齡人口50%,各院校的收生困難便會增加。

增加社會不穩定

另一方面,受專上教育的年輕人突然增加,卻未得到相稱的工資回報時,便容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例如六七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左翼思潮、八十年代末的南韓學運、近年埃及與利比亞顏色革命等。當然不同時空與地區的學運,也有其獨特社會原因,但高等教育擴展確實間接增加了不滿政府的反對力量,蓋因學生能從「不得不反抗」的運動中逃離就職現實,建立自我認同,透過挑戰權威來找到生存實感。

諷刺的是,這似乎述說了教育與經濟相關的另一可能性:教育不一定拉動經濟發展,倒是經濟繁榮的地區,才有資源投資教育,刺激人們的升學需求。故此,不少學運或革命均發生於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後期,而非經濟危機之時。
誠如思想家福澤諭吉於《貧富智愚之說》中所言:「窮人的智慧是最可怕的,因為他們會知道痛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現實中卻永不能平等,他們便會成為社會黨,攻擊現行制度……讓窮人得到教育是有害的」。福澤所言也許較為偏激,但高等教育高速擴展,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確有可能賦予部分年輕人不恰當的期望,引起社會動盪等副作用,這實在需要社會各界共同深思。

梁亦華(2016.12.30)︰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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