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

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 - 《信報財經新聞》

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

早前,香港大學接連發生性欺凌的醜聞。3月下旬,港大一名退選幹事遭同學按住,強行向其下體滴蠟。事發不久,李國賢堂亦傳出短片,另一男生遭按在床上,被同學以下體拍打頭部。欺凌事件震驚全港,校方隨即表示事件已交由「副校長領導的小組跟進調查」,並報警處理,聖約翰學院舍監亦發表聲明,指「不接受任何形式欺凌,學院對此持毫不含糊立場」……

表面看來,校方看似嚴肅處理事件,但事實上跟進結果是如何呢?據報道,校方對23名涉事者的裁決結果僅是「3人被取消宿位,19人被暫停入住宿舍,一人被書面警告」。在繼後訪問中,校長不痛不癢地回應:「(校方)希望從組織上的變革,避免不當行為發生……(校方)無意令學生停止他們已進行多年、覺得有意思的活動。」副校長則指即將9月推出非強制性網上預防性騷擾課程,而所謂課程則只是看短片,填寫回饋問卷,以作回應,而傳媒跟進亦到此而止,可是對教育工作者而言,這事件不禁令人反思:為何如此令人髮指的性欺凌,會出現在雲集全港頂尖精英的最高學府?新生營即將於暑假開始,社會和學校的回應與跟進,又能否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法不施於尊者?

一直以來,每所學校多少也存在着青少年的欺凌行為,這些欺凌行為的原因很多。心理學的觀點認為,人們在潛意識中存在內心不安,性與暴力則是人們平衡心理衝突的重要媒介。對此,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已詳細詳述,在此不贅;社會學的觀點則認為,如此強制而不人道的性欺凌,只是洗腦儀式,而這往往涉及摧毀對方自尊心及其他防衞機制,旨在更好地嵌入舍堂文化。學者侃侃而談,都有道理,不過兩類觀點都有一共通點:性欺凌者是情有可原的。前者視性暴力為一種恢復心理正常的正當手段,加害者往往被嚴密家庭和學校監控,過度抑壓,無法處理內心充滿衝突「受害者」;後者則視他們為宿生身份建構的過程,加害者往往被描繪成過於盡責,「過火」而不自知的無辜搞手。

筆者並非心理學專家,對學者的理論亦無意否定,但站在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只想起特首年前的一句說話:「守法與犯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如果被按在床上的受害人是女性,學校會否同樣以玩得「過火」輕輕帶過?如果這是一群無業青年當街鬧事,而非港大學生,社會又將如何報道?可見,社會大眾的處理方式並非視乎行為的本身,而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而定。一言蔽之,便是「刑不上大夫,法不施於尊者」,以及「男性不可能受到性欺凌」的偏執情結。

大學託兒所化

這是因為學生對性欺凌認知不足嗎?性教育課程能預防性欺凌問題嗎?在大學中,直接的暴力攻擊並不多見,更多出現的是社交排擠,又或取花名、嘲笑樣貌身材等為主的言語欺凌。近年關於青少年欺凌的心理研究指出,這並非因為欺凌者有一絲善心,而是因為施暴者會估計社會容忍的底線,預期師長通常低估這些行為的破壞性,一般不會作出干預而作的理性選擇。從這觀點看,本次犯事學生並非無知,相反,他對事後社會反應的預計其實相當準確。

再者,教授性教育是否大學的職責?哈佛大學前校長Harry Lewis在其著作《失去靈魂的優秀》(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一書便指出,「愛」與「關懷」已佔據大學的價值觀中,而規範(Regulation)以及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則往往被擠到一旁,這直接令大學「託兒所化」,一些本應由家長進行的德育輔導(如性教育),逐漸成為大學的職責,而學生(包括加害者)均被視為「無力控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如此職能和觀念,這實在是有違大學之道。

正如作家Eldridge Cleaver所言:「如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便是問題的一部分」(You're either part of the solution or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各方的「冷處理」,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與縱容問題?如果被按在床上的是閣下兒女,你還會覺得這23名犯事者只是「過火」而不自知,又或抱着憐憫之心,認同他們是無力處理內心衝突的「受害者」?

筆者認為,真正的教育並非對着一眾精英講解「何謂性騷擾行為及如何處理之認知」,而是幫助學生成長,灌輸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思想。對加害者而言,比起吸取知識,也許他們更需要被教導如何當一個勇於承擔責任的成年人。



梁亦華(2017.06.24)︰〈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信報財經新聞》,優質教育,C04。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從《親親我好媽》說起 家長參與校政條件 - 《信報財經新聞》


近日無綫電視劇《親親我好媽》故事以「家長教師會」及「怪獸家長」為背景,獲得坊間好評,亦引起人們對家長參與校政的關注。電視劇中,家長的職能僅止於協助籌辦課後的非學術活動,又或充當免費的人力資源,但現實中的家長職能,遠不止於此……自校本管理改革及法團校董會法案通過以後,家長被賦予參與校政的權力,並被視為提升辦學質素的關鍵之一。

提升辦學質素

一、家長校董代表家長群體,在校董會中扮演着監察者的角色,以確保學校合理地運用資源;二、家長校董扮演着家校間的溝通橋樑,幫助其他家長下情上達,以便學校作出符合家長意願的決策,同時亦向其他家長解釋政策,減低執行阻力,並增加政策的認受性。毫無疑問,比起教改之前,校政的透明度提高了,學校亦更重視家長的角色。

可是在實踐中,家長參與能否為學校帶來正面影響,仍需要考慮一些條件:

一、參與校政的家長,有否足夠能力履行職責?無疑,家長對孩子的需求有充分了解,決策時也能提出另一角度讓學校考慮,但校政決策涉及行政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不同範疇知識,亦需要了解不同法例。家長校董要發揮其監察職能,必須要花時間精力,先掌握不同範疇的知識、決策程序,乃至學校現行種種措施的原由。

這能力方面的挑戰,對社經地位稍遜的學校家長而言,尤其明顯。對此,有辦學團體的學校能夠提供家長校董的培訓,但資源稍遜的獨立學校,則未必有能力作如此安排。再者,家長校董任期一般為一年。當他們經歷漫長的磨合期後,往往便到了鞠躬下台,重新選舉之時。如此循環不斷的磨合,又能否讓家長校董發揮應有角色?

家長另類目的

二、參與校政的家長,有否足夠的組織承諾?法團校董會引入家長校董,除假設他們有足夠能力外,亦假設他們有足夠組織承諾。畢竟沒有家長希望把學校弄得一塌糊塗,令自己孩子成為受害者。可是這中間隱藏了一個身份衝突:家長校董代表的是全體學生利益,還是自己孩子的利益?筆者在過去關於家校關係的研究中發現,部分教師受訪者指出,部分競選校董的家長,是因為孩子的成績比較一般,故期望當選校董後能用種種手法,幫助孩子獲派較佳班別。

另外,一些受訪校長亦指出,有家長為了發展個人社交網絡,為參與區議員鋪路,故競逐校董之位。誠然,筆者的資料只代表受訪校長與教師的個人看法,但這卻顯示了,一些學校對家長校董是否有足夠的組織承諾,並無十足信心。

引用作家托爾斯泰的名句:「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家庭則各有不幸」。通過案例研究,我們不難歸納出「成功家校協作」的共同特質, 可是對於一些效能成疑的校董會,貌合神離的家校協作,由笑臉所掩藏的不信任和權力攻防,我們的理解又有多少?這仍需要學界作更詳盡討論。



梁亦華(2017.03.03)︰從《親親我好媽》說起 家長參與校政條件,《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1月10日 星期二

威權式宣傳與本土思潮 -《教協報》

近日議員宣誓事件引起各界關注。相對以往社運分子,年輕一代對祖國更冷漠。不少人納罕︰為何回歸後年輕一代對祖國的歸屬感,反而倒退?

要回答這問題,便需了解國民教育與身份認間的關係。學者Max Weber指出,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的關鍵在於︰一、權力威望(power prestige),即透過組織成就確立權力合法性;二、文化威望(cultural prestige),即透過歷史訴說和文化傳承,確立權力合法性。

回歸之前,身份認同是避之則吉的議題,蓋因身份認同必涉及向誰效忠的問題,亦否定港英合法性。故港英以文化取向為主,強調香港傳承著與中國不同的正統文化;回歸以後,官方卻轉移至權威取向。如邀請宇航員、金牌運動員訪港等,均展現強大經濟、體育及科技實力。可是威權式宣的效力主要視乎兩點︰一、受眾會否把自身利益與國家前途掛勾;二、受眾對經濟利益有多重視。

針對前者,不少人把香港過去成就歸因於「發國難財」,即韓戰引致國際禁運、文革十年浩劫等。背後潛台詞是︰中港屬零和,而非互補關係。中國越強大,香港越易被邊緣化;針對後者,年輕一代普遍不愁衣食,卻更著重文化軟實力,偏偏這方面是中國的軟肋。近年抗戰史被內地媒體任意篡改,孔子學院效益成疑,孔子和平獎更淪為笑柄,致使回歸多年,年輕一代還未產生預期的民族凝聚力。

誠如作家Eldridge Cleaver所言︰「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便是問題的一部分」(You either have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or you’re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威權式宣傳,正是本土思潮日趨盛行的原因。我們該如何讓孩子感受中港融合是機遇,而非威脅?如何訴說血濃於水、文化同源的故事,讓下一代凝聚於共同民族記憶之下?這實是我們需要共同關注的課題。



梁亦華(2017.01.09)︰威權式宣傳與本土思潮,《教協報》,666,P4。
https://www.hkptu.org/ptunews/33086

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 - 《信報財經新聞》


近年政府積極擴展專上教育。從高級文憑、副學士,到自資碩士課程,自資學位已超越受資助學位,成為大學的一大財源,但這同時亦引發學歷通脹,乃至社會不穩的疑慮。過去一年的統計署資料顯示,20至24歲具大專學歷的就業人士入息月入中位數為11000元,竟與經濟遠遜現在的1997年持平。可見,學歷通脹正把更多高學歷的年輕一代推向貧窮線。事實上,在國家層面,增加高等學位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個人層面,它能否帶來社會上流的機會?又或成為社會動盪的溫床?

「書中自有黃金屋」是我國根深柢固的觀念。對此,教育統計研究上亦有所顯現。學者Kimko審視了1960至1990年OECD的經濟及教育數據,發現PISA數學科成績每增加47分,每年國民生產總值便額外增加1%。為什麼教育能拉動經濟?不同學者試圖提供解釋:傳統觀點認為,教育能為工商業發展培訓合適的高技術員工,支持各行各業發展與擴張,又或教育催生更多創意產業,拉動經濟發展;社會學觀點則認為,畢業生工資隨教育程度增加,會更捨得花費,產生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讓財富下流,讓整個社會得益;人力資源觀點則認為,受教育的市民更着重自己健康和體質,從而提升工作效率,增加社會產力。總括而言,上述學者均贊成教育發展能幫助個人脫貧,又或拉動地區經濟發展。

教育能拉動經濟?

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少學者循教育質量,對兩者關係作進一步探討。如北歐學者Hanushek認為教育統計以在學年期為量化數據,無視SES、家庭、地區文化等差異是不準確的,例如學生在伊朗接受一年可蘭經為本的宗教教育,與在芬蘭接受一年的探索教育,便有明顯不同;Murphy則關注學科差異,其研究發現工程系畢業生數目比起法律學系更有助拉動經濟發展,蓋因後者會引發尋租行為,即更多人透過法律或行政手段奪取和鞏固個人利益,增加社會整體發展的成本。

此外,另一些學者則從環境配套的方面,指出「教育拉動經濟」論點的局限。例如Pritchett審視相關數據後,發現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只在OECD已發展國家才成立,在秘魯、菲律賓、迦納等發展中國家,其相關性並不顯著。Godo & Hayami同樣認為教育未必能拉動經濟,他們審視二戰前後的日本教育與經濟,指出技巧和知識不能直接轉化成產力,必須結合機械。然而戰前日本人力過盛,機械太少,大量增加的高學歷人口成為社會不穩,乃至向外擴張勢力的源動力;Assad則認為與國家政策相關,因不少專制國家為了政治穩定,會聘請大部分高學歷畢業生,而學生則視學歷為長期飯票,這見於北韓,又或埃及、伊朗等伊斯蘭地區。簡而言之,要實現「教育拉動經濟」的假設,必先有政府政策及足夠資源或科技配套所支持。

除國家層面以外,近年在個人層面的「教育脫貧」論點亦受到不少學者所挑戰。Pritchett指出,隨着受教育者愈來愈多,僧多粥少情況下,回報率自然減低,減低學生接受教育的意欲。當專上學位超越適齡人口50%,各院校的收生困難便會增加。

增加社會不穩定

另一方面,受專上教育的年輕人突然增加,卻未得到相稱的工資回報時,便容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例如六七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左翼思潮、八十年代末的南韓學運、近年埃及與利比亞顏色革命等。當然不同時空與地區的學運,也有其獨特社會原因,但高等教育擴展確實間接增加了不滿政府的反對力量,蓋因學生能從「不得不反抗」的運動中逃離就職現實,建立自我認同,透過挑戰權威來找到生存實感。

諷刺的是,這似乎述說了教育與經濟相關的另一可能性:教育不一定拉動經濟發展,倒是經濟繁榮的地區,才有資源投資教育,刺激人們的升學需求。故此,不少學運或革命均發生於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後期,而非經濟危機之時。
誠如思想家福澤諭吉於《貧富智愚之說》中所言:「窮人的智慧是最可怕的,因為他們會知道痛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現實中卻永不能平等,他們便會成為社會黨,攻擊現行制度……讓窮人得到教育是有害的」。福澤所言也許較為偏激,但高等教育高速擴展,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確有可能賦予部分年輕人不恰當的期望,引起社會動盪等副作用,這實在需要社會各界共同深思。

梁亦華(2016.12.30)︰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