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社交媒體與主流民意 - 《信報財經新聞》

9月學期伊始時,各大學校園出現不少政治標語,中港學生互相指摘,雙方均認為自己代表着「主流民意」,中港矛盾再一次升溫。回顧過去,人們又如何判斷自己言論的認受性?如何認識「主流民意」?

「君權民授」興起

古代人們附屬於體制,沒有所謂的「個人意見」,認受性(Legitimacy)只受統治者的關注。對此,西歐君主着重「君權神授」,教王加冕被視為統治的認受性基礎;中國帝王則自詡為天子,以「五德終始說」顯示天命所歸,其他日本神道教、藏傳佛教亦傾向政教合一,以宗教之力鞏固統治。

十七世紀啟蒙運動後,教權旁落,國家認受性被「君權民授」所取代,那「民授」的基礎從何而來?不少西方國家改行共和或民主選舉制,以選票賦予政權合法性;蘇俄列寧則以「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孟什維克」(少數派)等標籤為自己與對方冠名,突顯自己受主流民意擁戴,同時向反對派施以符號暴力。

相對國家而言,一般市民又如何判斷自己行為的認受性?以往人們較多藉着憑藉中世紀宗教或遊俠思想,以「替天行道」、「天誅」等藉口,實踐自己的正義;數碼世代的年輕人,則從互聯網認識和了解主流民意。遺憾的是,這些「主流民意」往往是虛假的。

在歐美針對新移民的研究顯示,互聯網的使用不一定促進跨文化溝通,它更可能引致分化,製造溝通鴻溝的源頭。例如中大教授李立峯指出,社交媒體能滙聚了一個個孤立的意見,使之成為影響力,壯大聲勢;阿拉伯之春的領導者之一Wael Ghonim亦坦言,網上社交平台恍如「回音廊」(Echo Chamber),人們更傾向與相同政見的人聯絡,個人管理系統能讓他們不追蹤(Un-follow)或禁止(Block)他人。

除個人外,社交平台的自動篩選功能,會自動記錄使用者平時瀏覽網頁的習慣,日後選取相近政治取向的資料顯示出來。久而久之,社交平台只餘下相同理念的群組,繼而以為自己主張受「主流民意」所支持。

中港學生存分歧

互聯網凝聚香港部分學生意見的同時,亦鞏固了內地學生的愛國主義。現時港漂圈及內地生論壇,已發起了不少投票和聯署運動。也許大部分香港學生不知道,民主、自由等香港認為無可爭辯的普世價值,在內地已逐漸與失敗者(Loser)的貶義聯結在一起。情況猶如清末人們認為,主張洋務改革者都是市井無賴和科舉失敗者一樣。

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香港年輕人作任何行動前,應否先了解不同意見,透過論述確立自己的主張,爭取對方的支持?盲喊欠缺論述的口號,只能激化中港矛盾,既為自己製造樹立強而有力的敵人,又為他人製造打壓自己的藉口,對人對己均百害而無一利。


梁亦華(2017.11.11)︰社交媒體與主流民意,《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 -《信報財經新聞》


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

每年秋天,是各幼稚園學童報讀小一的日子。懵懂之齡的孩子即將面臨人生第一重關卡,自然沒甚感覺,背後家長卻緊張不已。然而,不同家長對於「理想學校」的解讀及期望,往往有不同看法。到底為什麼家長有如此不同的教養取向?這當中是否存在優劣?

有家長重視獨立、自主與創意,期待學校提供更多機會,讓孩子探索世界;有家長重視紀律,着重「乖」、「聽教聽話」、「勤力專注」等傳統美德。

高低社經地位取向

學者Early & Eccles的研究便發現,高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家長,傾向第一種取向,低SES者, 則傾向第二種,Early & Eccles認為這與家長保護心態有關,因弱勢家庭往往生活於品流複雜、治安較遜的區域,周遭危險較大,家庭亦更難承受失敗或風險。為此,家長更重視權威式控制、紀律及絕對服從,傾向壓抑孩子的自主性,以保護孩子免受傷害。此論以「風險管理」解釋弱勢家庭的教養取向,但卻未能解釋高SES家庭的取向如何形成。

「階級複製」傾向

學者Kohn則從「階級複製」角度剖析,指出不同階級的人均有「階級複製」的傾向,他們會分析自己的過去,並歸納出成功的「因素」或「人格特徵」。在現代社會中,中產或以上的職業,如醫生、律師等,均重視獨立自主的專業判斷,又或管理預期以外狀況的臨場解難能力;相對而言,基層職業重視服從與規章,獨立自主反而是離群的表現,好辯論、尋根究柢等更是妨害團隊工作效率的不良特徵,「沉默是金」才是良好美德。在階級複製傾向下,家長的潛意識會把孩子塑造成自己,亦令到他們會重視不同類型的人格特徵。

新興「快樂取向」

上述取向在不同的環境下各有優劣,實在難言高下,事實上不同社會崗位,確實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可是筆者最關注的,卻是近年新興的第三種「快樂取向」,即單純期望孩子愉快學習,以沒壓力、開心快樂,甚至方便接送為選校目標。這美其名是「無為而治」,實際上卻是放任不管。當然,有人會反駁「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末立見」,只要是人才,他哪裏都能找尋自己的路,邁向成功;但韓愈卻有文感嘆︰「千里馬常有,而百樂不常有」,如教不得其法,只讓千里馬蠻幹累活,最終牠只能「駢死於槽櫪之間」。

每個孩子也是獨特的,世上不可能有套one-size-fit-all的教養方針,但我們需要謹記的是,千萬不要為自己懶於思考找尋藉口。因為引領孩子成長,是每對父母的使命,大家都是從零出發,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學習,計劃最適合自己孩子的路。



梁亦華(2017.10.21)︰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8月24日 星期四

迎新營的社會與社交功能 - 《信報財經新聞》

迎新營的社會與社交功能

臨近開學,學生會、宿生會等不同組織均密鑼緊鼓,準備迎新營(Orientation camp,簡稱O-camp)活動。可是多年來,迎新營經常被社會責備,包括口號不雅、遊戲過火、性暗示,乃至公然欺凌等,多年前甚至傳出有女生在迎新營後自殺的新聞。迎新營似乎代表不良「學生文化」,可是作為家長與學生,我們應否避之則吉?

起初的迎新營是為了幫助入學新生了解校園,熟悉環境,可是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在網上或口耳相傳已獲得不同資訊,事實上亦沒有人對電話簿般厚的資料有興趣。對學生而言,迎新營珍貴之處並非它資訊多少,而是它提供的交友契機。

組織心理學認為,信任的賦予不一定在乎時間長短,而是在乎時機。為適應環境,人們在人生路不熟時,會自然向新環境靠近融入,對於所遇見的同伴和學長,較易賦予信任或採取親近態度。換句話說,學生在初次接觸的幾天,甚至幾小時,是學生間建立友誼的重要契機。部份國外研究甚至指出,學生能在首20分鐘,基本便能篩選及評估適合自己的朋友類型,建立圈子。對此,香港未有詳細研究,但中大研究報告《內地生在香港》顯示,大部分香港與外地學生與同儕的初始友誼,亦是從迎新營建立的。

發展友誼元素

除友誼建立外,友誼的維持與發展也格外重要。對此,迎新營所提供的「頻繁接觸」與「群體項目」,正正是發展友誼的重要元素。過去研究顯示,友誼發展與接觸的頻繁度成正比,一般而言,同一主修(相同課堂)、生活環境(相同宿舍或校園)或活動(組織宿生會、課堂專題研習)等,均是進一步發展友誼的關鍵。對此,迎新營為新生提供朝夕相見的機會,以及為某個目標共同努力的經驗,這些都是友誼發展不可或缺的。

然而,筆者亦認為迎新營存在不少改善空間。正如不少論者所言,一些迎新營組織者受不良傳媒渲染,遊戲「獎門人」化,甚至加入種種性暗示,這對新生是很危險的。正如此前所言,新生面對陌生環境,如一張白紙,這時他們的個人信念,特別容易受他人行為或自身遭遇所影響,亦是大學「社會化」的關鍵。到底我們期待着把新生塑造成關心社會、熱愛探究的社會一員,還是互相調笑、拿着什麼「桑拿」性感標語搖旗吶喊的所謂「文化」?

另外,迎新營是新生對學校及同儕建立第一印象的關鍵,可是迎新營並不一定歡迎所有新生。《內地生在香港》報告指出,新生迎新營幾乎只使用廣東話,甚至各系會寄給學生的電郵都只使用中文,國語及英語使用者基本上沒法參與,這直接令不少非本地學生感受被排斥,從而產生嚴重抱團現象,令「大學國際化」成為一個個小圈子林立的校園。

此外,部分組織者進一步指出,活動組織與設計被大量「老鬼」(學長)所左右,在過程中對成員動輒指罵,甚至鬧出分裂。相對而言,鄰近地區的學生活動組織,學長與學弟間反而有較平等的討論,這實在值得我們反思,在這號稱自由平等的城市,為何權威性人格比其他地區更甚,而這些「權威」到底在傳承着什麼價值觀予學弟學妹。

道德審查審核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迎新營對新生社交與身份建立極為重要,家長與學生不宜拒絕參與。反而,筆者認為學校應擔當更積極角色,提供意見。這無關影響學生自由,而是確保相關活動符合基本的道德與價值觀。正如一般研究生進行研究,只要對象涉及他人,便須經道德審查委員會審核,這監管並非干預學術自由,而是確保活動不會對他人構成不良影響。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culture/article/1639966/%E8%BF%8E%E6%96%B0%E7%87%9F%E7%9A%84%E7%A4%BE%E6%9C%83%E8%88%87%E7%A4%BE%E4%BA%A4%E5%8A%9F%E8%83%BD

梁亦華(2017.08.25)︰迎新營的社會與社交功能,《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8月9日 星期三

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流 - 《信報財經新聞》


C04  |   優質教育  |   教育講論  |   By 梁亦華  |   2017-07-29

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流

踏入暑假,各大學海外招生程序也塵埃落定。據估計,來年多達18000名內地學生即將來港負笈升學。學生多元化,自然為各院校的國際排名帶來不少分數,但這同時也帶來種種挑戰,例如學生之間各自抱團,缺乏互動;中港學生缺乏理解,相互標籤。這些日積月累的隔閡,往往發展成更大的衝突,例如課堂授課語言之爭、學生會競選時環繞候選人背景的陰謀論等。中港兩地學生同文同種,為何彼此間存在如此差異?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又可如何促進彼此融合,讓學生多元成為香港教育的真正優勢?

在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語言一直是焦點所在,也是各院校對內地學生支援的重要環節,畢竟語言是有效溝通的先決。在粵語學習方面,粵語軟實力為內地生提供了很強的學習動機。不少本土研究指出,不少內地生欣賞粵語及其背後的軟實力,儘管港人對自己電視劇、歌曲等諸多批評,但在內地年輕一代眼中,粵語代表着活力和潮流,或套用他們的話語——很「洋氣」。

看港劇學粵語

有趣的是,研究指出內地學生學習粵語的最主要渠道是看TVB劇集,以及中港學生配對的學長計劃(Mentoring programme),官方的粵語課堂只提供入門基礎,粵語水平主要還是看應用機會。此外,針對交流過程的研究顯示,粵語水平高低並非主要障礙,有時反而是本地生的語言選用,即香港學生自動以普通話回應(即使其普通話水平僅屬一般),大大減少了內地生使用粵語的機會。

語言應用,是跨文化交流的另一研究焦點,亦揭示了內地學生所遭遇的另一難題:文化差異,這對粵語為母語的內地學生尤為明顯。他們與本土學生使用粵語共同語言,也不乏互動機會,但最後往往難以深交,只與內地群體抱團。

這些中港差異不一定是主流社會所強調的:對民主自由的體會、對佔中的同情、對六四事件的理解等,中港雙方都了解這些敏感點,亦無意涉足,相對而言,中港文化差異卻更多是日常生活細節的選擇與態度。最常見的文化差異,在於求學態度方面。研究顯示,內地生認為香港學生逃課多、學習不認真、小組課業不負責任;本地生視內地生為學霸,只懂讀書而不懂享受生活,話題只環繞學習,與他們同組無異是辛苦自己。兩者的差異,正正原於兩者對大學生活的期望不同,而這些既定的族群定型,很大程度限制了中港學生的友誼起始,也促使雙方物以類聚,各自抱團。

第二種差異,在於話題發展方面。不少內地朋友表示,與本地學生的友誼通常留於表面,聊天所涉及的,多是資訊性內容或事實陳述,對於家庭與戀愛關係、自身情緒等均深藏不露;相對而言,內地學生的話題禁區比香港學生少,多只限於個人金錢或財產狀況。研究指出,話題披露的深淺與廣度,往往與其成長的文化背景相關。如不契合,便可能引來「對方欠缺誠意」的誤解,阻礙友誼發展。

文化「統一」?

從上可見,中港雙方均有學習對方母語的動機,故融合的最大障礙並非語言,反而是雙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差異。要促進中港融合,我們未必要把香港建成「文化熔爐」,把不同文化「統一」起來。反之,我們更應從包容心態着手,讓雙方始於理解,終於尊重,面對不同文化並存時,能踏出自己的安全區(comfort zone),多欣賞對方的優點,多理解對方的文化習慣與特質,這才能讓大學校園真正多元。


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

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 - 《信報財經新聞》

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

早前,香港大學接連發生性欺凌的醜聞。3月下旬,港大一名退選幹事遭同學按住,強行向其下體滴蠟。事發不久,李國賢堂亦傳出短片,另一男生遭按在床上,被同學以下體拍打頭部。欺凌事件震驚全港,校方隨即表示事件已交由「副校長領導的小組跟進調查」,並報警處理,聖約翰學院舍監亦發表聲明,指「不接受任何形式欺凌,學院對此持毫不含糊立場」……

表面看來,校方看似嚴肅處理事件,但事實上跟進結果是如何呢?據報道,校方對23名涉事者的裁決結果僅是「3人被取消宿位,19人被暫停入住宿舍,一人被書面警告」。在繼後訪問中,校長不痛不癢地回應:「(校方)希望從組織上的變革,避免不當行為發生……(校方)無意令學生停止他們已進行多年、覺得有意思的活動。」副校長則指即將9月推出非強制性網上預防性騷擾課程,而所謂課程則只是看短片,填寫回饋問卷,以作回應,而傳媒跟進亦到此而止,可是對教育工作者而言,這事件不禁令人反思:為何如此令人髮指的性欺凌,會出現在雲集全港頂尖精英的最高學府?新生營即將於暑假開始,社會和學校的回應與跟進,又能否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法不施於尊者?

一直以來,每所學校多少也存在着青少年的欺凌行為,這些欺凌行為的原因很多。心理學的觀點認為,人們在潛意識中存在內心不安,性與暴力則是人們平衡心理衝突的重要媒介。對此,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已詳細詳述,在此不贅;社會學的觀點則認為,如此強制而不人道的性欺凌,只是洗腦儀式,而這往往涉及摧毀對方自尊心及其他防衞機制,旨在更好地嵌入舍堂文化。學者侃侃而談,都有道理,不過兩類觀點都有一共通點:性欺凌者是情有可原的。前者視性暴力為一種恢復心理正常的正當手段,加害者往往被嚴密家庭和學校監控,過度抑壓,無法處理內心充滿衝突「受害者」;後者則視他們為宿生身份建構的過程,加害者往往被描繪成過於盡責,「過火」而不自知的無辜搞手。

筆者並非心理學專家,對學者的理論亦無意否定,但站在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只想起特首年前的一句說話:「守法與犯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如果被按在床上的受害人是女性,學校會否同樣以玩得「過火」輕輕帶過?如果這是一群無業青年當街鬧事,而非港大學生,社會又將如何報道?可見,社會大眾的處理方式並非視乎行為的本身,而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而定。一言蔽之,便是「刑不上大夫,法不施於尊者」,以及「男性不可能受到性欺凌」的偏執情結。

大學託兒所化

這是因為學生對性欺凌認知不足嗎?性教育課程能預防性欺凌問題嗎?在大學中,直接的暴力攻擊並不多見,更多出現的是社交排擠,又或取花名、嘲笑樣貌身材等為主的言語欺凌。近年關於青少年欺凌的心理研究指出,這並非因為欺凌者有一絲善心,而是因為施暴者會估計社會容忍的底線,預期師長通常低估這些行為的破壞性,一般不會作出干預而作的理性選擇。從這觀點看,本次犯事學生並非無知,相反,他對事後社會反應的預計其實相當準確。

再者,教授性教育是否大學的職責?哈佛大學前校長Harry Lewis在其著作《失去靈魂的優秀》(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一書便指出,「愛」與「關懷」已佔據大學的價值觀中,而規範(Regulation)以及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則往往被擠到一旁,這直接令大學「託兒所化」,一些本應由家長進行的德育輔導(如性教育),逐漸成為大學的職責,而學生(包括加害者)均被視為「無力控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如此職能和觀念,這實在是有違大學之道。

正如作家Eldridge Cleaver所言:「如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便是問題的一部分」(You're either part of the solution or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各方的「冷處理」,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與縱容問題?如果被按在床上的是閣下兒女,你還會覺得這23名犯事者只是「過火」而不自知,又或抱着憐憫之心,認同他們是無力處理內心衝突的「受害者」?

筆者認為,真正的教育並非對着一眾精英講解「何謂性騷擾行為及如何處理之認知」,而是幫助學生成長,灌輸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思想。對加害者而言,比起吸取知識,也許他們更需要被教導如何當一個勇於承擔責任的成年人。



梁亦華(2017.06.24)︰〈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信報財經新聞》,優質教育,C04。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從《親親我好媽》說起 家長參與校政條件 - 《信報財經新聞》


近日無綫電視劇《親親我好媽》故事以「家長教師會」及「怪獸家長」為背景,獲得坊間好評,亦引起人們對家長參與校政的關注。電視劇中,家長的職能僅止於協助籌辦課後的非學術活動,又或充當免費的人力資源,但現實中的家長職能,遠不止於此……自校本管理改革及法團校董會法案通過以後,家長被賦予參與校政的權力,並被視為提升辦學質素的關鍵之一。

提升辦學質素

一、家長校董代表家長群體,在校董會中扮演着監察者的角色,以確保學校合理地運用資源;二、家長校董扮演着家校間的溝通橋樑,幫助其他家長下情上達,以便學校作出符合家長意願的決策,同時亦向其他家長解釋政策,減低執行阻力,並增加政策的認受性。毫無疑問,比起教改之前,校政的透明度提高了,學校亦更重視家長的角色。

可是在實踐中,家長參與能否為學校帶來正面影響,仍需要考慮一些條件:

一、參與校政的家長,有否足夠能力履行職責?無疑,家長對孩子的需求有充分了解,決策時也能提出另一角度讓學校考慮,但校政決策涉及行政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不同範疇知識,亦需要了解不同法例。家長校董要發揮其監察職能,必須要花時間精力,先掌握不同範疇的知識、決策程序,乃至學校現行種種措施的原由。

這能力方面的挑戰,對社經地位稍遜的學校家長而言,尤其明顯。對此,有辦學團體的學校能夠提供家長校董的培訓,但資源稍遜的獨立學校,則未必有能力作如此安排。再者,家長校董任期一般為一年。當他們經歷漫長的磨合期後,往往便到了鞠躬下台,重新選舉之時。如此循環不斷的磨合,又能否讓家長校董發揮應有角色?

家長另類目的

二、參與校政的家長,有否足夠的組織承諾?法團校董會引入家長校董,除假設他們有足夠能力外,亦假設他們有足夠組織承諾。畢竟沒有家長希望把學校弄得一塌糊塗,令自己孩子成為受害者。可是這中間隱藏了一個身份衝突:家長校董代表的是全體學生利益,還是自己孩子的利益?筆者在過去關於家校關係的研究中發現,部分教師受訪者指出,部分競選校董的家長,是因為孩子的成績比較一般,故期望當選校董後能用種種手法,幫助孩子獲派較佳班別。

另外,一些受訪校長亦指出,有家長為了發展個人社交網絡,為參與區議員鋪路,故競逐校董之位。誠然,筆者的資料只代表受訪校長與教師的個人看法,但這卻顯示了,一些學校對家長校董是否有足夠的組織承諾,並無十足信心。

引用作家托爾斯泰的名句:「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家庭則各有不幸」。通過案例研究,我們不難歸納出「成功家校協作」的共同特質, 可是對於一些效能成疑的校董會,貌合神離的家校協作,由笑臉所掩藏的不信任和權力攻防,我們的理解又有多少?這仍需要學界作更詳盡討論。



梁亦華(2017.03.03)︰從《親親我好媽》說起 家長參與校政條件,《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1月10日 星期二

威權式宣傳與本土思潮 -《教協報》

近日議員宣誓事件引起各界關注。相對以往社運分子,年輕一代對祖國更冷漠。不少人納罕︰為何回歸後年輕一代對祖國的歸屬感,反而倒退?

要回答這問題,便需了解國民教育與身份認間的關係。學者Max Weber指出,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的關鍵在於︰一、權力威望(power prestige),即透過組織成就確立權力合法性;二、文化威望(cultural prestige),即透過歷史訴說和文化傳承,確立權力合法性。

回歸之前,身份認同是避之則吉的議題,蓋因身份認同必涉及向誰效忠的問題,亦否定港英合法性。故港英以文化取向為主,強調香港傳承著與中國不同的正統文化;回歸以後,官方卻轉移至權威取向。如邀請宇航員、金牌運動員訪港等,均展現強大經濟、體育及科技實力。可是威權式宣的效力主要視乎兩點︰一、受眾會否把自身利益與國家前途掛勾;二、受眾對經濟利益有多重視。

針對前者,不少人把香港過去成就歸因於「發國難財」,即韓戰引致國際禁運、文革十年浩劫等。背後潛台詞是︰中港屬零和,而非互補關係。中國越強大,香港越易被邊緣化;針對後者,年輕一代普遍不愁衣食,卻更著重文化軟實力,偏偏這方面是中國的軟肋。近年抗戰史被內地媒體任意篡改,孔子學院效益成疑,孔子和平獎更淪為笑柄,致使回歸多年,年輕一代還未產生預期的民族凝聚力。

誠如作家Eldridge Cleaver所言︰「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便是問題的一部分」(You either have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or you’re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威權式宣傳,正是本土思潮日趨盛行的原因。我們該如何讓孩子感受中港融合是機遇,而非威脅?如何訴說血濃於水、文化同源的故事,讓下一代凝聚於共同民族記憶之下?這實是我們需要共同關注的課題。



梁亦華(2017.01.09)︰威權式宣傳與本土思潮,《教協報》,666,P4。
https://www.hkptu.org/ptunews/33086

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 - 《信報財經新聞》


近年政府積極擴展專上教育。從高級文憑、副學士,到自資碩士課程,自資學位已超越受資助學位,成為大學的一大財源,但這同時亦引發學歷通脹,乃至社會不穩的疑慮。過去一年的統計署資料顯示,20至24歲具大專學歷的就業人士入息月入中位數為11000元,竟與經濟遠遜現在的1997年持平。可見,學歷通脹正把更多高學歷的年輕一代推向貧窮線。事實上,在國家層面,增加高等學位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個人層面,它能否帶來社會上流的機會?又或成為社會動盪的溫床?

「書中自有黃金屋」是我國根深柢固的觀念。對此,教育統計研究上亦有所顯現。學者Kimko審視了1960至1990年OECD的經濟及教育數據,發現PISA數學科成績每增加47分,每年國民生產總值便額外增加1%。為什麼教育能拉動經濟?不同學者試圖提供解釋:傳統觀點認為,教育能為工商業發展培訓合適的高技術員工,支持各行各業發展與擴張,又或教育催生更多創意產業,拉動經濟發展;社會學觀點則認為,畢業生工資隨教育程度增加,會更捨得花費,產生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讓財富下流,讓整個社會得益;人力資源觀點則認為,受教育的市民更着重自己健康和體質,從而提升工作效率,增加社會產力。總括而言,上述學者均贊成教育發展能幫助個人脫貧,又或拉動地區經濟發展。

教育能拉動經濟?

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少學者循教育質量,對兩者關係作進一步探討。如北歐學者Hanushek認為教育統計以在學年期為量化數據,無視SES、家庭、地區文化等差異是不準確的,例如學生在伊朗接受一年可蘭經為本的宗教教育,與在芬蘭接受一年的探索教育,便有明顯不同;Murphy則關注學科差異,其研究發現工程系畢業生數目比起法律學系更有助拉動經濟發展,蓋因後者會引發尋租行為,即更多人透過法律或行政手段奪取和鞏固個人利益,增加社會整體發展的成本。

此外,另一些學者則從環境配套的方面,指出「教育拉動經濟」論點的局限。例如Pritchett審視相關數據後,發現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只在OECD已發展國家才成立,在秘魯、菲律賓、迦納等發展中國家,其相關性並不顯著。Godo & Hayami同樣認為教育未必能拉動經濟,他們審視二戰前後的日本教育與經濟,指出技巧和知識不能直接轉化成產力,必須結合機械。然而戰前日本人力過盛,機械太少,大量增加的高學歷人口成為社會不穩,乃至向外擴張勢力的源動力;Assad則認為與國家政策相關,因不少專制國家為了政治穩定,會聘請大部分高學歷畢業生,而學生則視學歷為長期飯票,這見於北韓,又或埃及、伊朗等伊斯蘭地區。簡而言之,要實現「教育拉動經濟」的假設,必先有政府政策及足夠資源或科技配套所支持。

除國家層面以外,近年在個人層面的「教育脫貧」論點亦受到不少學者所挑戰。Pritchett指出,隨着受教育者愈來愈多,僧多粥少情況下,回報率自然減低,減低學生接受教育的意欲。當專上學位超越適齡人口50%,各院校的收生困難便會增加。

增加社會不穩定

另一方面,受專上教育的年輕人突然增加,卻未得到相稱的工資回報時,便容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例如六七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左翼思潮、八十年代末的南韓學運、近年埃及與利比亞顏色革命等。當然不同時空與地區的學運,也有其獨特社會原因,但高等教育擴展確實間接增加了不滿政府的反對力量,蓋因學生能從「不得不反抗」的運動中逃離就職現實,建立自我認同,透過挑戰權威來找到生存實感。

諷刺的是,這似乎述說了教育與經濟相關的另一可能性:教育不一定拉動經濟發展,倒是經濟繁榮的地區,才有資源投資教育,刺激人們的升學需求。故此,不少學運或革命均發生於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後期,而非經濟危機之時。
誠如思想家福澤諭吉於《貧富智愚之說》中所言:「窮人的智慧是最可怕的,因為他們會知道痛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現實中卻永不能平等,他們便會成為社會黨,攻擊現行制度……讓窮人得到教育是有害的」。福澤所言也許較為偏激,但高等教育高速擴展,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確有可能賦予部分年輕人不恰當的期望,引起社會動盪等副作用,這實在需要社會各界共同深思。

梁亦華(2016.12.30)︰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