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教育產業化副作用浮現 -《信報財經新聞》

教育產業化副作用浮現 -《信報財經新聞》


近月政府推動人口政策諮詢,人才不足的問題成為社會討論熱點。一直以來,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龐大非常,2014/15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教育開支達671億元,比回歸初年增加接近八成,然而那邊廂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卻指出個別行業出現人力短缺,尤以建造業、護理業為甚,並窒礙了相關產業發展,須考慮從外地輸入勞動力。為什麼投資了這麼多資源,依舊未能填補人才?當中是否出了甚麼問題?

要解決此中矛盾,必先了解教育、政府與就業市場的關係。學者Schofer & Meyer指出,戰前高等教育被視為專業人材培養中心。各國為了避免「過度教育」下的畢業生難以就業,故多以精英制為主,並限於極小規模,香港之高等教育亦然。傳統以來,本港高等教育課程均為配合政府管治與社會發展而設。例如香港大學的前身,1887年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以瘧疾、黃熱病等熱帶醫學為專研項目,正是為了解決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所遭遇的病瘴問題;二十世紀初德國在華建立多所大學,港府遂於1912年建立「為中國而立」的香港大學,培訓醫護及工程人才的同時,擴大英帝國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及至六七十年代,香港輕工業飛躍發展,政府便成立了香港理工學院及其他眾多職業學校,為工商業發展培訓所需人材。從上可見,八十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以醫、法、理、工科為主,旨在培訓少數華人精英及專業人才來配合管治和社會發展需要。

及至九十年代,隨著各地經濟日趨國際化,社會與人力市場不再被視為靜態系統,教育亦不再被動配合發展需要,而是反過來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例如學者Harris便指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越多,便更有機會提升生產效能或發展高增值產業,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針對歐美的跨國研究亦有類似結論,是以九十年代末,高等教育之規模成為了各地比拼國力的競爭指標。為此,特區政府亦於2002年提出六成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發展目標,以維持國際競爭力。可是,這一波高等教育發展以私營院校主導,學位不再視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公共資產(public good),而是令個人受益,提升個人競爭力的學生私有資產(private good),在教育產業化和用者自付的原則下,政府從高等教育的財政包袱脫身,鉅額學費由學生自行承擔。

私營院校主導的高等教育,發展迅速之餘又不耗費公帑,自以為是聰明之舉,副作用卻由下一代承受。課程方面,過去十年迅速增加的學科卻以文商科為主,而建造業、護理業等勞工缺口卻少有院校關注。究其原因,在於後兩者需要具備專業技能與經驗,而醫科與工科課程需要專業人才和精良儀器,成本昂貴非常,私立院校和學生實難以負擔。故此雖然高等教育急速發展,但受制於成本效益下,未能填補日益擴大的專業人才缺口。

個人方面,急速膨脹的高等教育迎合了學生與家長的升學需要,但同時令學歷通漲(Credential inflation)問題日益嚴重。據2011年統計署資料顯示,副學士學生數於過去十年急增五倍至三萬人,而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卻從18000元跌至12350元,跌幅達31%。不少年輕人身負數十萬債項,工資與工作機會卻日漸萎縮,自然令民怨不斷升溫,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源頭。對此,本地學者與官員只建議年輕人調整就業心態及待遇期望,又或引用某個到外地創業的成功例子來鼓勵年輕人北上自行尋找機遇。調整心態也許能舒緩部份民怨,但也令大眾對輸入外勞的提案更為反感。

誠然,高等教育並非職業訓練,其啟蒙、文化傳承等功能對社會發展也相當重要,可是過去十年的發展經濟可見,多快好省的私營教育產業不但未能填補社會發展所需的勞動缺口,亦令文憑急促貶值,未能為年輕人提供「教育脫貧」的機會。大批「高學歷、低就業」的年輕一代更容易令社會動蕩不安,這對社會與個人均是雙輸局面。而人口政策諮詢所提出的方案,如輸入外勞或延長退休年齡等,非但未有對症下藥,治標不治本,更可能進一步激化中港矛盾或世代矛盾,實非明智之舉。



梁亦華(2014.2.28)︰教育產業化副作用浮現 ,《信報財經新聞》,A22,時事評論。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