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9日 星期四

幼院擠提與篩選 -《信報財經新聞》

踏入秋冬之際,是不少家長為年幼子女張羅幼稚園學位之時。近年北區、大埔等區幼稚園學位緊張,家長為子女辭工排隊、「瞓街」爭位之新聞屢見不鮮,不少人歸咎於家長「一人霸多位」,政府遂改以學券註冊,並鼓勵各幼稚園網上派表。不少輿論亦歸咎於父母過於緊張,沉迷起跑線上的競爭。可是父母對學位之緊張到底從何而來?政府之行政措施只針對家長是否足夠?

對幼稚園而言,數以千計的申請表會為校方帶來極沉重的行政壓力,故此各校會以不同方法或原則來取錄學生。一般而言,篩選原則可根據兩項︰先到先得原則;與富者優先原則。前者易被批評,後者則披上拓展資源的糖衣,對家長而言,兩者之害實無大小之分。


擠提式排隊

先到先得原則無須贅述,主要是幼稚園從源頭控制報名表數量,以直接減少申請者,過往通宵排隊的現象正是基於此派表原則。不少名校申請表甚至有價有市,狀如炒賣iPhone,擠提式的排隊亦為傳媒帶來不少震撼性的相片。

家長排隊輪候數天固然痛苦,可是不少幼稚園的先到先得原則向前無限延伸,要求家長預先數年申請。筆者對「孩子甫出生便須報名」的都市傳說早有聽聞,但一直以為只是九龍塘某一兩所名校的個別例子,但家人親身經驗卻令我有嶄新體會。

以今年新界某區為例,二十四所學券幼稚園中有一所表示孩子拿取出生證明書便能報名,四所表示一歲或歲半起便能報名,故所有名額( 包括候補名額) 已經滿額。更值得注意的是,筆者詢問之時只是6 月,距離2015/16學年尚有十五個月之多,卻已有21%幼稚園截止申請!當家長查詢遇到類似回答,焉能不感恐慌?


年費達數萬元

以時間作篩選營造了學位緊張之感,以金錢作篩選則更為隱蔽。教育署指引為報名費設上限,然而年費達數萬元之巨的N班(兩歲幼兒班)卻扮演了間接篩選的角色。當然,沒有學校會承認N班學生有一條龍資格,但實際如何,家校雙方均心裏有數。家長買的不只是「教育服務」,更是某程度的「入學保險」。如果家長真如官方文件所言,以為N班,跟K1至K3是「理想而非必需」,則未免太傻太天真了。

那麼沒額外資源設置N班的幼稚園又如何?它們雖不能順道「拓展資源」,但也能把篩選隱藏在報名表,如父母職業、國籍、教育程度、以至家庭每月總收入等項目。站在學校的立場,學校自然希望收到優秀的、家庭能提供充足支援的學生,可是對家長而言,私營幼教市場所提供的不是選擇,而是競爭與壓力。


難淡化恐慌

面對上千的申請表,筆者認同幼稚園作篩選是減輕行政壓力的無奈之舉,N 班亦確實填補政府多年來拒絕提供全方位託兒服務之不足。可是教育局始終拒絕承諾每名學生能入讀幼稚園,把各方學位搶奪的亂象歸咎於家長,而不從家長之考慮出發,實難淡化家長之恐慌。


梁亦華(2014.10.10)︰幼院擠提與篩選,《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4年9月24日 星期三

罷課反罷課 持平推進社會 -《香港經濟日報》

近日香港政治爭議蔓延至校園,平日埋首象牙塔的教授分成兩派:有力挺中央,反對罷課的;也有聯署聲名,傾向泛民的。

  大學的使命向來複雜,除了為社會培養合適人才,支援經濟發展外,更負有知識創造和服務社會的責任。作為高等知識分子的大學學者,如何回應自身的社會責任,積極推動社會發展?不同學者的選擇可說是差天共地。


入建制或釀災難

  學者回應社會責任有兩個主要途徑:一、是在體制內積極參與各個諮詢委員會,為政府出謀劃策;二、是在體制外的學刊或媒體積極發表意見,結合理論或實踐例子,點出現時政策或社會生態的不合理之處,希望上位者能兼聽意見,予以改善。

  傳統以來,學者多選擇第一途徑,此途既能主導改革,揚名史策,又能親近權貴,爭取撥款。可是過去15年間,不少例子告訴我們,這些象牙塔的思維,帶來的更可能是場災難。以教育為例,打擊英中、強推普教中教學等,無不有學術論證基礎,佔領了「學生為本」的道德高地,又能為以內地教師替代本土教師打下基礎,掃平教協等「不聽話」的反對聲音。但政策落實時卻往往罔顧師生或學校承受力,引起社會激烈反響,亦令教育局與前綫教師的關係在十數年間急速惡化。


體制外推動社運

  選擇途徑二的學者在香港從來是少數,皆因體制外的社會運動非但容易得罪權貴,更需要額外精力,亦不能扣減大學授課時數。是以多年來參與本土議題論述的學者有如鳳毛麟角。近來一些學者雖然意識到贏取公眾支持的重要性,以政策研究為焦點,可是不少人的取態依然是以政策護航為本,重領導輿論多於回應民意訴求。反正社會上存在反對聲音不是因為政策漏洞,而是因為「民智未開」,曲解政策的原意,又或有心人懷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已。


學者爭論政改 尚幸客觀持平

  今次政改的爭議的特點在於,贊成與反對雙方均有不同學者表態支持,為社會議題提供更廣闊的討論平台。所幸的是,大多數學者討論均是客觀而持平,而不是質問別人身份或背後陰謀,讓上位者的價值觀擴展成社會主流價值的符號暴力。在這方面,筆者倒是相信中央真心把政改議題交予港人自行討論,而沒參與其中。不管結果如何,這也是幫助了港人不盲從權威作獨立思考,實是香港構建公民社會的關鍵一步。


梁亦華(2014.9.25)︰罷課反罷課 持平推進社會,《香港經濟日報》,A36,國是港事。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f2ef9cf-d75d-433c-b446-b50dd46845b3-075363

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

扭曲價值觀與「沒女」商機 -《蘋果日報》

近日某電視台以記實式(Reality Show)手法拍攝以「沒女」為題材的電視節目,引起了心理學協會,以至社會各界對其「輔導」行為及附加價值觀的不少爭議。不少人認為價值觀無分對錯,不需過於敏感。可是大部份人易於忽略的是,此類「紀實節目」所塑造的價值觀,正以嶄新方式營造着龐大的市場需求。

誠然,部份參與者也許擁有心理或社交障礙,但節目所訪問的聲音形態導師、形象設計師等並非被動地回應社會需求,反是主動地創造消費需求。創造需求一直是國際品牌的成功要訣,其中最常用手法便是把常見的現象定位為「問題」,從而推銷自己的服務或產品。例如,學者Twitchell以漱口水為例,直指︰「與其說李施德霖生產漱口水,不如說生產口臭」。同一道理,惡妻、鄉味重、懶惰而不懂打扮的女性在各個年代均非罕見,節目卻把她們統稱為「沒女」,塑造成一個極待解決的「問題」,須要向「專家」求助,並接受不同美容及瘦身服務予以解決。

外貌是愛情或幸福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充份條件,可是節目卻任由參加者把愛情與其身形體態直接掛鈎,更邀請「專家」由上而下地嚴厲審視,鞏固此扭曲概念。當「沒有醜陋女人,只有懶惰女人」的概念被反覆灌輸,結合慾望與恐懼的服務需求也會自然地合理化,並內化成為幾位參加者,以至眾多觀眾的實踐價值,進而刺激相關商品、服務、以至「專業」諮詢的消費需求。是以有學者視之為大型嵌入式廣告,實不無道理。

參考過去例子,早年「盛女」節目播出後,相關的美容中心推出「盛女特享優惠」,坦承其美白、去斑等新症新增兩成,而節目中出現的某網上婚介速配平台的瀏覽量增加50%,每天新會員人數更暴增一倍。今年「沒女」末段所特別鳴謝的「專業」運動顧問、脂肪美學「專家」和體質管理「專家」,也許應反過來聯署鳴謝嵌入式宣傳為他們營造的龐大商機。

正如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的名言"Desire does not desire satisfaction. Desire desires desire.",成功商品不會滿足需求,而是讓人們產生更多慾望。「沒女」結合人們的慾望與恐懼,成功為美容服務營造強而有力的社會氛圍,把獨立自主的個體捲入消費者(或求助者)行列。在這不求叫好,只求叫座的市場化世代,到底甚麼是自己的真正需要?哪些需求是別人賦予我們的呢?到底「專家」是在幫助我們?還是幫助他們的產業發展?這些問題實在值得眾多被強行標籤的現代男女,以至社會各界多加注意。

梁亦華(2014.8.14)︰扭曲價值觀與「沒女」商機,《蘋果日報》,A17。


2014年8月6日 星期三

《沒女》背後的符號暴力 - 《蘋果日報》

近年本港興起了「真人騷」電視節目,繼《盛女愛作戰》、《求愛大作戰》後,《沒女大翻身》近日繼續承接熱潮,掀起話題。

「真人騷」以事實性(factuality)為號召,受到年輕一代的熱烈追捧,亦引來不少反對聲音。一般市民認為電視台為參加者提供心理諮詢、形象設計、以至美顏、矯形等免費服務,而參加者需要在鏡頭前揭露過去與現在的生活與內心想法,滿足觀眾窺看隱私的慾望,雙方屬公平交易,並無不妥。然而少有人關注的是,這些節目到底在販賣着甚麼意識形態?

誠然,追求幸福的愛情生活是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然而「盛女-剩女」、「美女-沒女」等同音詞,巧妙地把缺少愛情生活的女性界定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節目提供的免費服務美其名為治療,實際上卻是把一小撮人所定義的價值觀反覆灌輸,實是文化專斷(cultural arbitrary)的一種。社會學家Bourdieu指出,此類反覆灌輸所產生的慣性思維在節目完結後,仍會在參與者、旁觀者、以至整個社會之間一直持續下去,令他們依循那些被內化的專斷原則行事,構成了以壓制為目標的社會壓力,亦即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惡性循環之下,如此洗腦式的文化霸權將對其他年輕一代的日常行為、道德態度、以至精神狀況等進行全方位的持續規訓。

除問題的定位爭議外,少有人留意的是,節目中參加者把自己塑造成「理想對象」的過程亦極有問題。姑勿論該些「聲音形態導師」、「人生教練」等水平是否專業,參加者在節目中處於被動的「病人」角色,需要藉着懺悔式傾吐來自我揭露,審視自己的價值信念,主動訴說「病況」來乞求專家控制,與治療者處於從屬關係。過程中,參加者並沒有自我詮釋之權,而要由一些所謂「專家」界定、診斷與治療。在社會學家Foucault的眼中,這種「權力、知識與身體」的結合與中世紀視同性戀為精神病,以懺悔技術(confession technology)進行的強制治療別無二致。

筆者絕非獨身主義者,亦相信愛情與幸福是每個人的基本需求,然而以這種類近洗腦的方式來把自己異化,以迎合他者所吹捧的文化霸權,再以群眾壓力,把其他擁有獨立自由的個體強行塑造成一個個符合社會標準,卻又面目模糊的「理想女性」,實非明智之舉。「沒女」收視雖然屢創佳績,可是背後所代表的文化專斷與規訓模式,實在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反思。


梁亦華(2014.8.7)︰《沒女》背後的符號暴力,《蘋果日報》,A19,論壇。


2014年7月16日 星期三

教育分流 -《蘋果日報》

近年香港學歷錯配的現象越見嚴重,港人學歷增長迅速,勞工缺口亦日益增加。有見及此,政府開始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官員往德國、澳洲等地作頻繁考察,參考各種生涯規劃的可能性。可是多年以來,教育界對職業教育的發展路向仍未有共識。有學者便指出,不穩定的工作環境將是未來的就業常態,員工需要頻繁轉職,故教育不應培訓「就業對口」、「學以致用」等專職技能,反要重視人際合作、批判思考等在各個崗位均適用的共通能力。

誠然,職場上合約工越趨氾濫,跨國公司亦不再保障穩定工作,可是這是否代表職場上不再需要專職技能?

就職場現實可見,動盪的工作職位不等同於它不需要應徵者擁有專業技能。從大廈保安到水電冷氣技工,從園藝設計師到特許會計師,無一不需要應徵者通過培訓課程與考試,以取得專業資格。事實上近年各行業專門化程度與日俱增,為了保障在職員工之競爭力,各行業公會均開始嚴格控制入行門檻,爭奪專業資格的授予權力,其結果是出現更多專門化的考核及培訓課程,以提高入行門檻。

面對職場環境轉型,各國政府又採取甚麼對策?美國採用的是競爭性社會流動(contest mobility),即教育系統中沒有關鍵的分流點,培訓以共通能力為主,不同中學、大學科系間沒明顯差異,以幫助在讀或輟學者隨時轉換各種課程。學生如要競爭專業資格,如律師、醫生等,則要自行報讀研究院,動輒長達六七年的培訓課程。此舉表面上增加學習彈性,名為「解放學生」,實際上卻催生出昂貴而冗長的專業培訓,最後只有家境富裕,能熬過昂貴而漫長培訓期的學生才能晉身專業人士,承襲父母的精英階層身份。

相對而言,德國、新加坡等則採用贊助性社會流動(sponsored mobility),即政府通過不同分化階段的選拔以確定學生學習生涯,此後學生只需聚焦於相關的專業訓練及專業考試。新加坡教育分流之早眾所周知,學生教學語言在高小階段已有初步篩選,及至中學畢業,65%畢業生將進入理工學院或接受ITE(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職訓課程;而德國則在高中進行文法及職業教育的分流,讓學生盡早認清自身目標,發展專長,但可能不利心智發展較遲的學生。

平心而論,上述兩種教育制度各有優劣。筆者並非貶低共通能力的重要性,過早分流亦確實可能抹煞部份學生的潛能。可是對社會與學生而言,教育並非單純「人格昇華」的過程,即使教育系統拒絕分流作專職培訓,學生始終需要裝備自己,以符合未來職位需要。

有見識的父母會在求學階段為子女暗中鋪排,基層學生卻在畢業後求職時,才驚覺此一殘酷現實,卻又往往沒有時間或財力補救,久而久之,對社會上流絕望的新一代,自然把教育失敗發洩在其他社會議題之上,成為未來社會的動盪來源,實不能不察。

梁亦華(2014.7.16)︰教育分流,《蘋果日報》,A19,論壇。





2014年7月15日 星期二

專上院校盲目擴招 學生更徬徨 -《香港經濟日報》

新一屆高考今日放榜,又是各大專院校校外進修部「財源滾滾」的時候了!每年的放榜日,數萬考生競逐萬餘個大學學位,總有人失望而回。為此,不少人主張擴展高等教育,而香港經濟轉型停滯不前則進一步為提案提供支持。

一直以來,教育被視為基層子女脫貧關鍵,亦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可是近來學位貶值情況嚴重,教育與經濟發展亦日漸脫軌。到底高等教育應否被視作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回應貧富問題的萬靈丹?

學位職業錯配 日趨嚴重

教育有助經濟發展的論調源於十九世紀末,日本、德國等新興國家藉高等教育迅速增強國力,使「教育興國」成為不少國家的發展方針,並在戰後向全球推廣。但踏入九十年代,不少學者已質疑兩者關係,例如95年世界銀行的跨國研究便指出,教育與經濟發展只在歐美各國呈正向關係,在南亞、拉丁美洲等非歐美國家未有明顯關聯,在非洲及中東兩者更呈相反趨勢。研究指出社會必先滿足若干條件,教育才能促進經濟發展。

第一,課程須配合社會或產業結構所需,例如航天科技、石油磡探等專業的畢業生即使再優異,也難在香港找到用武之地。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學位與職業錯配的狀況日趨嚴重。據官方資料顯示,本年度自資副學位及學位達43,000個,當中不少以文商科為主,政府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卻指出,人才缺口存在於建築及護理行業,更掀起引入外勞的爭議。究其原因,在於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日漸脫節,醫療及工科課程需要極高培訓成本,不合乎自資院校的成本效益所致。

提升學歷 有別提升競爭力

筆者並非指學生在那些自資副學士及學位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全無所得,但該些課程並不提供技術或專業訓練,畢業生不能直接提升社會競爭力,工資亦難以得到保障。即便如此,無數學生仍因學歷通漲而被迫恐慌性進修,學費要「自負盈虧」,畢業後不幸失業,也要「自行負責」償還數以十萬計的學費借貸,表面上一切皆是自願,實際上卻不得不為之。

第二,不同社會環境亦會影響教育的效能。畢業生普遍存在尋租行為(Rent-seeking),即傾向投向帶來豐富收入或崇高社會地位的相關產業,然而該些產業卻未必與經濟發展有關,例如伊斯蘭的優等生渴望成為教士、非洲的尖子則希望投入軍隊、逾半埃及大學生都成為公務員等。

學者Pritchett指出這些非經濟行業除了搶奪私人市場的優秀人才外,更會增加行政成本。因為該些職位是透過財富再分配,而非發展科技或經濟創造財富,這除了令行政架構日趨臃腫,高學歷尖子亦更擅於找尋法律或體制的灰色地帶,謀取私利。

課程良莠不齊 僱主揀卒更難

回看香港,香港公務員入職競爭一向激烈,過去五年公務員綜合招聘考試人數達30萬,2010年政府共招聘5,100個職位,卻收到65.5萬份申請,某大學更被譏為「公務員培訓所」。雖然政府在九十年代大刀闊斧,精簡架構,但近年不少月薪10萬以上的行政職位重新湧現,實不能不察。

第三,迅速擴展的高等教育容易產生羊皮效應(Sheepskin Effect),即學生表面上得到文憑或學位,但實際知識或技能增長卻十分有限。

近年不時出現學院指示講師評分從寬,甚至擅自更改評分的報道,正反映着高教質素良莠不齊的潛在隱憂;與此同時,僱主需要為這些高學歷畢業生付出更高薪酬,間接提升營商成本,不利經濟發展。

筆者並非反對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培訓人才,只是提升學歷並不等同提升競爭力。未來政府應考慮本港未來產業結構所需,扮演學術監管的把關角色。若只從量的層面考慮,把無限擴充自資學位視為功績,罔顧產業結構而任由良莠不齊的高等學位充斥市場,日後卻一廂情願地期待畢業生「自己搞掂」,自行把創意、批判思考等能力轉化成生產力,則不論對學生自身,還是對社會整體發展也是弊多於利。


梁亦華(2014.7.14)︰專上院校盲目擴招 學生更徬徨,《香港經濟日報》。


2014年6月30日 星期一

家校協作與信任關係 -《教協報》

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傳統以來的家長對校政參與一直處於被動狀態,只有出現學校無法獨力解決的學業、情緒或德育問題時,家長才被傳召至學校商討處理。踏入九十年代後,教育局開始積極提倡家長參與校政的重要性,家校合作日趨頻繁,家長被視為監察學校的持份者之一,但社會上卻屢屢傳出少部分家長不當或過度干涉學校行政之新聞。有人認為家長是學校辦學的助力,有人卻認為家長是「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投訴來源。到底學校該如何處理家校關係?甚麼才是理想的家校合作模式?
家校關係之所以難以處理,其中一大原因在於家長並不是單一團體,而是不同利益與關注的集合體。簡而言之,世上根本不存在一個代表所有家長意見的代表。教改鼓勵學校向家長下放權力,然而現實中的部分家長卻以消費者自居,例如過去有報道指某些家長以確保女兒睡眠質素為由,要求女兒有遲到五分鐘不受罰的特權,又有家長投訴校方安排兒子拍畢業照時站在第二排,淪為「配角」等。教改假定家長能以「用家」身份作最明智而理性的選擇,但事實卻告訴我們,部分家長傾向「見樹不見林」,只希望自己子女獲得凌駕於群體或規則的特權,而不作全盤考慮。
隨著合作機會增加,家校衝突實不可避免,在講求透明度與問責性的二十一世紀,學校亦不可能再閉關自守。作為教育工作者,又該如何處理兩者關係?筆者認為,家校間信任關係的建立實在至關重要,其關鍵主要有二︰
管理學文獻指出,信任與期望極為相關。如上所言,不同家長對學校有不同期望,有些期望學校集中催谷成績,有些卻期望學校五育兼備,在教與學以外存在其他要求。一旦家長認為學校課程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便會構成潛在衝突。要解決此問題,學校必須先做好「期望管理」,例如不少學校在暑期舉辦中一、小一的暑期適應班,邀請學生及家長體驗學校生活,理解學校之辦學方針;在班級層面,不少學校亦推行「陽光熱線」計劃,讓家長與教師在友好的情況下初步接觸,而非出現問題,或雙方已存在尖銳矛盾時才見面。此期望管理並非為了爭取家長百份百認同,只是確保家長清晰了解學校的立場和辦學宗旨。
信任的另一因素在於個人關顧。即使學校做好萬全準備,家校衝突依舊難以避免,然則學校如何處理家長的查詢,將是另一個信任建立的關鍵。依筆者所知,不少學校已開始建立統一的數據庫,重視個人化的學生檔案管理。每當教師或相關人員與家長接觸前,均從電腦找出學生背景資料,先了解其家庭背景、個性及強弱項,與家長討論時不只針對犯事學生的問題,亦能根據學生往績作適當鼓勵。這既讓家長感到學校對其子女的學業和生活瞭若指掌,提供著全面關顧,亦明白學校並非針對其子女,會客觀評價每位學生的往績優劣。此類系統化的個人資料庫,不但把家校之間的潛在衝突化解於無形,更能化危為機,讓學校展示對每位學生的關顧。
誠然,家長在派位時為子女選擇了心儀學校,代表了他們對學校本身存在著一定的基本信任,可是這種信任會隨時間漸漸淡化。筆者始終認為,透明度與問責文化只是家校合作的第一步,長遠而言,良好的信任關係才是化解矛盾,讓各方貢獻所長的關鍵。

梁亦華(2014.6.16)︰家校協作與信任關係,《教協報》,633,04。
http://www.hkptu.org/22051



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普及教育與私校定位 - 《信報財經新聞》

踏入六月,小學派位公佈分配結果,而幼稚園報名程序又即將開始,學童升學問題成為無數家長的關注焦點。在香港,小學與幼稚園分屬不同的資助模式,五六十年代政府認為私立學校質素參差不齊,毅然擴展普及教育,把眾多私校納入資助網;現時的私營幼稚園,被視為「靈活而富彈性,且適應力強,能迅速回應家長的需求」的學校系統。到底不同年代的私校形象為何有如此差異?政府為何甘願放棄「靈活而富彈性」的私營中小學,現時對待學前教育又高舉自由的旗幟?

回顧香港教育史,不難發現香港普及教育的擴展,往往並非出於學生福祉或教育需要。香港開埠首七十年,政府對港九新界的私塾臨立,師資參差不齊的狀況毫無規管。直至20世紀初,民族主義在東亞各地興起,港府始於1909年設立教育司署,專責學校行政與規劃。中華民國成立後,英政府即頒佈針對全港學校的首條法令-《教育條例1913》,要求全港學校向教育署長註冊,禁止學校使用「不理想」(undesirable)的教科書,並陸續成立師範學院。此時政府的關注點並非成本效益或教育多元化,而是從師訓與學校規管上加以限制,防止極端民族思想滲入學校,保持社會穩定。

五六十年代,國共雙方在港積極興辦學校,以控制意識形態。港英政府有見及此,遂與教會合作,在批地建校方面給予教會極大方便,除給予學校津貼外,亦實施統一派位制度,把不符合政府規定的學校邊緣化,排除於正規教育系統之外。政策傾斜讓教會扮演主導教育的角色,在1953至1963年十年間,單是天主教會便迅速開辦了55所中小學,學生數目從3,909人激增至28,029人;六十年代末,香港跟歐洲展開貿易戰,香港被指責使用童工。政府為免予人口實,便進一步擴展免費教育,亦為配合為龐大的勞動需求。至八十年代初,超越八成中小學已被納入資助學校體系。此時期英政府的教育政策從辦學團體、資源及升學渠道等方面著墨,強調的是政治中立和人力資源規劃,私營教育的質素被指為參差不齊,私校亦被視為激端意識形態的溫床。

八十年代初,政府對私營教育的觀點始有所改變。1988年《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指出學校過度集中於公營體系,不利教育發展,而私營學校則令學校多元化,更能迎合不同學生需要。政府遂推出直接資助計劃來扶助私校,並迎合另一重要政治目的-把一直被邊緣化的愛國學校重新納入資助體系,為九七回歸作準備。從此,私營教育從「參差不齊,質素成疑」的形象,一躍而成「多元、靈活而富彈性」的教改先鋒,直至現在。

從上可見,過去一百年間私營學校的形象不斷轉變,而普及教育的擴展原因均是政治或經濟需要,與教育本身,甚至學生福祉關係不大。可是在教育層面,幼兒教育並非意識形態的戰場,亦難直接滿足社會人力需求,教育局會否就單純的教育原因與學生福祉,說服各持份者,把普及教育擴展至幼教階段?這在功利主義盛行,處處計算即時成效、成本效益的香港,實在頗有難度。


   

梁亦華(2014.6.21)︰普及教育與私校定位,信報財經新聞,C03,教育講論。

2014年5月22日 星期四

台灣青年捷運殺人 教育惹的禍?-《香港經濟日報》

近年各地青少年問題日趨嚴重,08年日本秋葉原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導致七死十傷;日前台灣亦有大學生以「我要做大事」為由持刀行兇,造成四死二十二傷。在兩案件中,行兇者均不認識受害人,亦沒明顯的犯案動機。多年來社會只視之為少年族群或個人心理問題,又或歸咎公共道德的崩潰,再引用心理學家的「專業意見」加以品評。可是這是否真的是青少年的個人問題?教育到底是解決方法,還是社會問題的源起?

早於九十年代,青少年問題便已在日本廣泛蔓延,從集體欺凌的精神虐殺,到割下同學首級懸在校門,無不聳人聽聞,動機亦懸疑非常。心理學視之為例外個案,社會學家卻指出這與近年教育的個人化改革有關。所謂個人化教改,是指傳統有既定課程的學科日漸退場,改為學生自由摸索,根據自身性向來決定教育過程與目標,例如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即屬此類。課程個人化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追求自我實現,但對一些欠缺主動發展意識與能力的學生而言,這無異被放逐到自由的虛空中自生自滅。

個人化課程有學習失效的隱憂,個人化的教養方針則容易衍生出社會問題。東京首都大學宮台真司便引用「失範」(Anomie)概念來分析無差別殺人事件,指出學校不再強調在家孝悌謙和、在校尊師重道等傳統價值,新一代父母亦改以平等好友身份對待子女。昔日強而有力的道德訓誡被遊說,甚至物質利誘等教導法取代,在追求自由個性發展的風氣下,德育發展缺乏具體發展方向和長遠的目標指引,取而代之是碎片化、永無休止的日常生活 (終わりなき日常),新一代成為了自由而孤獨的遊離個體。

在社會失範、權威退場的環境下,絕大多數面目模糊,方向不清的一群害怕被排除,只能依從朋輩的喜好來為自己定位。近年來國內外接連出現如快閃族(flash mob)、開心掌摑(happy slapping)等集體活動,無理毆打同學及露宿者等在傳統社會看來匪夷所思的行為,都是孤獨個體害怕被朋輩及社會排斥而迫於無奈的自我定位。

同時,年輕一代逐漸為溝通而溝通,不為交換內容而溝通,形成了人潮中各自埋首把玩手機,病態性檢查facebook和電子郵箱的風氣。Facebook的分享內容並不重要,毫無意義的「like」按鈕旨在讓個體於碎片化的社會中避免衝突,保持與友人僅餘的連結而已。另一方面,未能成功融入朋輩者為了逃離不安定的自由,會轉而選擇退縮於房間內的絕對領域,成為御宅族的一員。極端情況下,部份隱閉青年可能採取激烈手段,如模仿暴力遊戲中的虛擬情節來吸引他人注意。

所謂過正則誤,上一代成長過程被權威層層監管,盲從他人期望而喪失自我意識,固然不可取,但高度擴張的個人主義,鼓勵自行決定而抑制規範與權威,年輕一代便會開始追求欠缺道德規範的自我感,以追尋自我為始,以失去自我為終,對人格發展同樣是弊多於利。比起傳統的單向說教或完全放任的教養方針,現代道德教育應更重視傳統的孝悌思想,重構仁、義、禮為核心的個人與社會關係,讓新一代符合社會規範的同時,又保有適當個人自由,這才更符合未來社會需要。


梁亦華(2014.5.23)︰台灣青年捷運殺人 教育惹的禍?,《香港經濟日報》,A43,國是港事。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6a61fe36-1dbf-4236-877b-92c83d7c30dc-691955


2014年3月27日 星期四

教育改革中的家長角色 - 《明報》

教育改革家長角色     

早前教育局建議取消向小學發布全港性系統評估(TSA)達標率,以避免學校盲目操練,增加師生壓力。新建議贏得教育界一致掌聲,然而有部分人士持不同意見,例如香港家長聯會會長李偲嫣便認為這剝奪家長的知情權,使他們無從比較。當初投訴學童壓力過高的是家長,現在反對教育局減壓措施的又是家長。到底「家長」在教育應扮演什麼角色? 「家長」的意見又為何飄忽不定?

傳統以來,家長對校政參與較為被動,家校合作只限於學生德育或情緒問題,又或家長義工等輔助角色為主。其後教統會第四、五號報告書分別強調家長參與校政的重要性,而市場化之始的第七號報告書更把家長定位為學校運作的監察者。在教育市場化的氛圍下,家長不再是學校的平等協作伙伴,而是擁有市場問責權力的消費者,在課程設置、評估方法,以至學校管理等各方面影響教師專業決定。


家長看孩子需要有欠客觀

市場化假定了消費者最了解自身需要,教育市場的設計亦假設了家長是最了解子女需要的消費者,可是這是否過於理想?過去教局推行母語教學,不少家長強迫語文水平未達標的子女進入英語班級;現今教局推行融合教育,教師亦經常遇到家長拒絕承認子女有特殊需要,不接受任何檢測、治療和援助。市場化假定家長能為子女前途作出最明智而理性的選擇,但家長始終不是專業人士,他們對孩子過高或過低的期望,往往誤了孩子前途。所謂「市場帶來最優選擇」只是象牙塔學者的一廂情願。

其次,家長並非單一團體,而是關注不同利益的集合體,現實中並不存在一個集合所有「家長意見」的代表。例如,子女成績較優的家長會期待學校投放更多資源於拔尖,反之便會期待學校推行更多保底課程,他們即使清楚子女需要,也未必有全盤考慮;再者,同一家長的意願也會隨時間不停轉變,例如入學前的家長較關注學校透明度,期待學校公布所有學生成績以助選擇;子女入學後,家長便會轉為關注子女的學習壓力,反對競爭帶來的考試操練。

TSA 回歸本來面目︰回饋教學

回到本次爭議,2006 年《教育改革進展報告(四)》對TSA的描述相當清晰,其目的是「回饋教學、優化課程設計和改善教學策略」,非讓坊間作學校排名之用。教育局讓TSA 回歸本來面目,實不必為某些「家長團體」的意見而過分敏感。

筆者並非指局方與學校可以無視家長意見一意孤行,只是反對放棄教育專業的堅持,以顧客至上的心態來滿足消費者的一時需求。正如教育局《教改方向正面睇》所言︰ 「家長與學校應該建立合作互信的伙伴關係……家長是教師的伙伴而非顧客」。兩者維持平等互信的伙伴關係,才是學生之福。

梁亦華(2014.3.25)︰教育改革中的家長角色,《明報》,P13,教養教學。

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教育產業化副作用浮現 -《信報財經新聞》

教育產業化副作用浮現 -《信報財經新聞》


近月政府推動人口政策諮詢,人才不足的問題成為社會討論熱點。一直以來,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龐大非常,2014/15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教育開支達671億元,比回歸初年增加接近八成,然而那邊廂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卻指出個別行業出現人力短缺,尤以建造業、護理業為甚,並窒礙了相關產業發展,須考慮從外地輸入勞動力。為什麼投資了這麼多資源,依舊未能填補人才?當中是否出了甚麼問題?

要解決此中矛盾,必先了解教育、政府與就業市場的關係。學者Schofer & Meyer指出,戰前高等教育被視為專業人材培養中心。各國為了避免「過度教育」下的畢業生難以就業,故多以精英制為主,並限於極小規模,香港之高等教育亦然。傳統以來,本港高等教育課程均為配合政府管治與社會發展而設。例如香港大學的前身,1887年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以瘧疾、黃熱病等熱帶醫學為專研項目,正是為了解決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所遭遇的病瘴問題;二十世紀初德國在華建立多所大學,港府遂於1912年建立「為中國而立」的香港大學,培訓醫護及工程人才的同時,擴大英帝國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及至六七十年代,香港輕工業飛躍發展,政府便成立了香港理工學院及其他眾多職業學校,為工商業發展培訓所需人材。從上可見,八十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以醫、法、理、工科為主,旨在培訓少數華人精英及專業人才來配合管治和社會發展需要。

及至九十年代,隨著各地經濟日趨國際化,社會與人力市場不再被視為靜態系統,教育亦不再被動配合發展需要,而是反過來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例如學者Harris便指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越多,便更有機會提升生產效能或發展高增值產業,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針對歐美的跨國研究亦有類似結論,是以九十年代末,高等教育之規模成為了各地比拼國力的競爭指標。為此,特區政府亦於2002年提出六成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發展目標,以維持國際競爭力。可是,這一波高等教育發展以私營院校主導,學位不再視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公共資產(public good),而是令個人受益,提升個人競爭力的學生私有資產(private good),在教育產業化和用者自付的原則下,政府從高等教育的財政包袱脫身,鉅額學費由學生自行承擔。

私營院校主導的高等教育,發展迅速之餘又不耗費公帑,自以為是聰明之舉,副作用卻由下一代承受。課程方面,過去十年迅速增加的學科卻以文商科為主,而建造業、護理業等勞工缺口卻少有院校關注。究其原因,在於後兩者需要具備專業技能與經驗,而醫科與工科課程需要專業人才和精良儀器,成本昂貴非常,私立院校和學生實難以負擔。故此雖然高等教育急速發展,但受制於成本效益下,未能填補日益擴大的專業人才缺口。

個人方面,急速膨脹的高等教育迎合了學生與家長的升學需要,但同時令學歷通漲(Credential inflation)問題日益嚴重。據2011年統計署資料顯示,副學士學生數於過去十年急增五倍至三萬人,而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卻從18000元跌至12350元,跌幅達31%。不少年輕人身負數十萬債項,工資與工作機會卻日漸萎縮,自然令民怨不斷升溫,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源頭。對此,本地學者與官員只建議年輕人調整就業心態及待遇期望,又或引用某個到外地創業的成功例子來鼓勵年輕人北上自行尋找機遇。調整心態也許能舒緩部份民怨,但也令大眾對輸入外勞的提案更為反感。

誠然,高等教育並非職業訓練,其啟蒙、文化傳承等功能對社會發展也相當重要,可是過去十年的發展經濟可見,多快好省的私營教育產業不但未能填補社會發展所需的勞動缺口,亦令文憑急促貶值,未能為年輕人提供「教育脫貧」的機會。大批「高學歷、低就業」的年輕一代更容易令社會動蕩不安,這對社會與個人均是雙輸局面。而人口政策諮詢所提出的方案,如輸入外勞或延長退休年齡等,非但未有對症下藥,治標不治本,更可能進一步激化中港矛盾或世代矛盾,實非明智之舉。



梁亦華(2014.2.28)︰教育產業化副作用浮現 ,《信報財經新聞》,A22,時事評論。

2014年2月10日 星期一

範文非猛獸 背誦助學習 -《經濟日報》

日前,教育局宣布為重設文言文範文進行諮詢,編選17篇為考試「指定材料」。有論指這樣是「走回頭路」,會誘發學生死背書應考。誠然,囫圇吞棗式的機械背誦並不理想,可是背誦與有效學習是否對立?

反覆背誦練習 發展高階思維

在舊會考時代,部分學生不求甚解,死記硬背坊間精讀天書應考,求學只為求分數,範文與背誦被視為減低學生動機與創意,甚至是窒礙學習的洪水猛獸。為此,2007年起教育局規定中文科會考取消考問指定範文;2009年新高中課程則同時把300多篇文章列為參考篇章,讓學生無法背誦所謂「標準答案」,但語文科也淪為「能力訓練」科目,作為知識與文化載體的範文重要性大減。

誠然,機械式背誦標準答案不是學習的理想模式,可是背誦與有效學習本質上是否對立?西方教育制度重發展學生的自主與獨立性,把背誦與理解視為兩個獨立範圍,但不少教育研究早已指出,背誦對理解與有效學習有正面作用。

澳洲Ivan Illich研究優等學生的學習過程,指出背誦能幫助學生在短時間內掌握新的複雜技能,如希伯來文、九九乘法運算、第二外語閱讀及寫作等;Dahlin & Watkins針對中西方學生的比較研究亦指出,反覆練習與背誦能引領學生發展高階思維,有助他們理解文本背後的深層意涵,從而有更優良的學習成果。有學者甚至認為筷子文化團的學生成績在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等國際評估中連年奪冠的一大原因,正是因為東方這種背誦與理解相結合的儒家文化傳統。

語文水平被疑 範文提升知識

《孟子》有云:「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姑勿論廢除範文如何損害中國文化,即使只學習語文知識,以優秀範文為知識載體,也遠比割裂式的知識點更有成效。範文並非洪水猛獸,背誦更是促進學習的重要因素。過往背誦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只是因為背誦的對象並非文學經典,而是坊間標準答案而已。

近年學生語文水平備受質疑,教育局亦逐漸聽取前教師意見,其《「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檢視」正面睇》承認背誦之功能:「適量背誦作品的原文,熟記其中精華片段……(有助)奠定語文基礎」,把前任局長「背誦妖魔化」的思維扭轉過來,實在令人鼓舞。可以預見,學生擁有優質範文作知識載體後,可有效減少「鶴髮童顏的少年」、「孔子曾經『讓梨』」等胡亂背誦成語典故,活剝生吞的考評局笑料。

梁亦華(2014.1.25)︰範文非猛獸 背誦助學習,《香港經濟日報》,A19。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a059b751-f308-43f7-8546-623524f41233-129495

2014年1月5日 星期日

綜援是人權? -《蘋果日報》

綜援是人權? -《蘋果日報》

踏入2014年,身邊朋友都在祝賀對方新年快樂,但撫心自問,我們真的相信新一年會更快樂嗎?對內,「有傾有講」的政改諮詢是引爆泛民與建制陣營的計時炸彈;對外,中港矛盾在醫療、教育及福制各範疇全面展現,當中以日前終審法院對於申請綜援資格的判決爭議最為激烈。

終審法院的判決指居港七年才能申請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規定違憲,它所節省的金錢款額微不足道,亦牴觸了使老化人口年輕化的人口政策,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進一步表示「公屋申請應一併撤銷新移民七年居港限制,才合乎公義」。筆者並非法律界專家,對法院判決難以評論,但社會公義是何所指?學界上早有詳盡討論。

社會學家Michael Walzer的著作《Spheres of Justice》指出,公義(Justice)是權利與責任的分配問題,政策分配出甚麼資源?誰人有資格享用多些資源?資源可以是抽象的權利(如提名權、被選舉權),也可以是金錢或其他實物援助,而所有關於公義的討論均涉及一個核心問題──資格身份(Membership),即誰是真正的香港人?是來港任職多年的菲傭,還是來港只有一年、欠缺工作能力的新移民?社會普遍認為,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而市民對社會貢獻體現於有否向政府納稅之上。對於不曾繳納稅款的新移民,有人認為他們的貢獻在於為香港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其未來潛在貢獻亦應計算在內。

誠然,二十年後新移民的下一代可能會為香港帶來傑出貢獻,但卻少有人指出,香港先要在教育、醫療、房屋等各方面配套投入相當投資。單單是教育,每名學生從幼稚園學券到大學畢業,共需要115萬元公帑資助,如每天一百五十個單程證名額中半數是兒童,未來二十年政府額外耗費公帑便高達六千三百億,相等於八十七座青馬大橋或六座港珠澳大橋的造價。事實上,從來沒有人反對引入更多高端人才發展多元產業,提升本港競爭力,但觀乎政府人口政策廣告可見,政府眼中的人口問題在於「茶餐廳難招聘基層員工」和「沒有人幫忙照顧寶寶」,偷換概念極其明顯,實難得到普羅市民贊同。

另有些人不從對等的權利與義務作討論,改而主張綜援並非福利(Welfare),而是基本人權(human right),而七年居港限制所節省的金錢款額只有7.6億,實是微不足道。可是如上所言,7.6億只是單指綜援一項,並未計算其他教育、醫療、房屋及其他資源配套。再者,婚姻與移居外地畢竟是自主的人生規劃,每對情侶接受跨境婚姻之前便需要充份了解當中的挑戰與自身適應問題,政府是否有義務為個人考慮不周或婚姻風險負責,支付巨額公帑?是否每年「區區七億」便可以馬虎處理,矇混過去?已故戴卓爾夫人說得好︰「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ublic money.」公帑裏一分一毫均是納稅人的血汗金錢。

從過去一年的中港矛盾可見,包容、和諧、公義等口號不再是無可置疑的道德高地,「宜粗不宜細」的原則性指導不但不能再諦造和諧,各個含混不清的定義和概念往往是製造社會撕裂的主要原因。香港面對各種內外社會矛盾,實不宜繼續採用這種和稀泥式(Muddling through)作政策議論。

 

梁亦華(2014.1.5)︰綜援是人權?,《蘋果日報》,[網上論壇]
http://hkm.appledaily.com/detail.php?guid=52060449&category_guid=6996647&category=instant&issue=201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