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7日 星期四

日本右翼——中日外交受忽視的主角 《信報》

日本右翼——中日外交受忽視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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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沉靜一時的釣魚台主權問題,因中國漁船遭日本扣押而重新成為社會焦點。釣魚台由日本自衞隊實際管有近四十年, 「保釣」自然難以得到國際支持。可是當年中國為什麼對日方採取「擱置主權」的容忍態度?經濟軍事實力技不如人固然是主因,可是日本青年社的「民間」背景,也是麻痺中方警覺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謂「民團」實屬先遣

一直以來,每當遇有釣島主權爭議時,日本總是以民間團體的私人活動作淡化事件的搪塞藉口。

在日方的縱容之下,日本青年社的活動愈益頻繁,五十年來在釣魚台上放牧山羊、漆上日本旗、建設燈塔神社、每年一度更換電池及太陽能發電裝置等,直至燈塔於1996 年由日本政府收歸國有為止。

顯然,日本青年社並非一般社會所認知的「憤青」,而是有計劃、有技術、有力的「先遣部隊」,但凡政府不便出面的試探性行動,皆由此類「民間團體」一手包辦,以便兩國出現爭議時,能以民間為由,增加外交上的迴旋空間。

所謂「右翼民間團體」並非近幾十年新近出現,它可上溯至明治時代,以西鄉隆盛為中心的反體制士族,他們反對歐化政策,鼓吹解放亞洲各民族,並發展出後來「大東亞共榮」的思想。戰前的右翼團體亦官亦民,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幫助中華民國建立的「黑龍會」。翻查歷史可見,跟孫中山交往密切的「日本友人」中包括犬養毅(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內田良平(廿一條的主要草擬者之一)、犬塚信太郎(滿鐵株式會社理事)等,革命黨更從日方得到數以百萬計日圓及軍火的直接支援。

不少史學家早已指出,清末革命在無軍無權的劣勢下屢滅不止的原因之一,正是日方為求自身國家利益,蓄意介入而成。


右翼財閥背後資助

抗戰時蔣介石曾言︰ 「只認日本之軍閥為敵,不以日本國民諸君為敵」,可是日本軍閥與國民能否劃分清楚?民間右翼的規模又有多大?除滿鐵外,伴隨着右翼團體發展的還有三菱、富士、東芝等政府支持的軍工業財閥。九一八事變後,在右翼財閥的號召下,日本全國舉行了各式各樣的展示會、祈禱會等,以「膺懲暴支」為號,掀起了擁護滿蒙權益,排除國聯干涉的熱潮。

據1932 年陸軍省的資料顯示,該年募捐所得的恤兵金達368 萬日圓(折合當時金價約12萬両)。雖然各公司於戰後要強制轉為民間企業,卻不代表它們斷絕了與右翼團體的密切關係,部分公司依然為右翼團體提供資金或其他援助。

中日建交以後,中台兩國先後放棄向日方索償的權利,可是以德報怨不但不能換來和平,卻反而令日本右翼情緒愈加高漲,近年更對日本政界和教育界大加鞭撻,不但否認侵華史實、南京大屠殺及戰爭責任,更指前兩者的道歉與反省是歷史自虐症。就連前首相村山富市唯一一次的官式道歉,也因輿論壓力而由政府定義成「個人行為」。

筆者認為,對待釣魚台或其他主權爭議事件時,中國實應放棄數千年來的大國心態,寸土必爭,斤斤計較;而非豁達大度,以愚報怨。何況日本國民人均生產總值十倍於中國,待之又何須抱持大國心態,把「第二中東」之稱的神聖領海拱手相讓?

香港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研究中心項目主任
梁亦華


梁亦華(2010.10.8)︰日本右翼——中日外交受忽視的主角,《信報》,P23,時事評論。

2010年10月2日 星期六

QS大學排名的謎思 - 《信報財經新聞》

QS大學排名的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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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早前公布了全球大學排名,本港大學排名不俗,固然可喜可賀,可是筆者認為,這種唯排名至上的風氣,對高等教育發展委實弊多於利。

近來各式各樣的大學排名充斥於市,從《時代》雜誌到《倫敦時報》的《高等教育增刊》,也有由中國本土發展,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每次宣布結果無不吸引各大傳媒的目光,進步者以此為功績,無不洋洋自得;退步者批評統計方式有誤,均感憤憤不平。一向以冷靜沉著、公正客觀示人的學者們,為什麼偏偏被這些數字遊戲牽動情緒呢?

多年來,各大學排名榜的公信力早被各方學者質疑,某些統計偏向學術上的量化指標,如諾貝爾獎(或數學費爾德獎)人數、論文引用率、在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論文系統的發表數量;某些偏向質化指標,如學生回饋、僱主及專家評價等;更有些則只是院校設施統計的硬數字,如師生比例、留學生比例、校園面積,甚至網頁規模或網絡搜尋器計量等。人言人殊的主觀數據,其可信性固然難以作準,可是所謂的客觀數據,尤其在一些學術道德稍遜的地區,其官方資料是否完全真確?實在令人懷疑。再者,以期刊發表數為評核標準,明顯有利於容易被量化的理工科研究項目,而以追蹤研究、個案研究等為主的人文或社會學科,其論文數量則難以與前者相比。故此,不少排名榜中理工科院校均佔前列,亦有不少大學認為結果有欠公允。

儘管評價指標沒有統一標準,然而,在管理主義盛行當前,各國高等教育管理部門均迫切需要量化的數字作評核及資源分配之用。相對於其他複雜數據,一目了然的「大學排名」自然是評鑑大學效能的不二之選。其實不止高等院校,自教育改革以來,各級教育均已被一個個「客觀」的數字所取代,教學與研究成為可量度的、有外在實效的、講競爭淘汰的、重效率與回報的,不管其教育哲學是什麼,各大學的績效均被概括在一張張通用而標準化的評估表格之下,從而逐漸取代多年來教授治校的辦學傳統。

對各國政府而言,大學排名並非純學術評量那般簡單,而是具有「表現綜合國力」的政治作用。不少官員把大學排名視同大學質素,個別國家更以院校排名高低來訂定校長薪酬,以至決定大學撥款的分配。對學者而言,這些排名除了為大學帶來巨額撥款外,亦帶來招生與發展所必須的國際聲譽。基於現實考慮,教授們不得不反過來,竭力維護這個束縛著自己的牢籠。

過去十年間,愈來愈多國家相繼設立自己的大學排名,可是以培養「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須得到歐美國家的「第三者肯定」(Third Party Endorsement)才有價值呢?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香港的高等院校是否應盲目屈從西方的教育評鑑霸權,沉溺於全球論文引用大賽?在這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下,這些問題均值得掌管教育政策的有關當局深切反思。




梁亦華(2010.10.2)︰QS大學排名的謎思,《信報財經新聞》,P26。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2903&cat_id=7&title_id=38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