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7日 星期四

日本右翼——中日外交受忽視的主角 《信報》

日本右翼——中日外交受忽視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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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沉靜一時的釣魚台主權問題,因中國漁船遭日本扣押而重新成為社會焦點。釣魚台由日本自衞隊實際管有近四十年, 「保釣」自然難以得到國際支持。可是當年中國為什麼對日方採取「擱置主權」的容忍態度?經濟軍事實力技不如人固然是主因,可是日本青年社的「民間」背景,也是麻痺中方警覺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謂「民團」實屬先遣

一直以來,每當遇有釣島主權爭議時,日本總是以民間團體的私人活動作淡化事件的搪塞藉口。

在日方的縱容之下,日本青年社的活動愈益頻繁,五十年來在釣魚台上放牧山羊、漆上日本旗、建設燈塔神社、每年一度更換電池及太陽能發電裝置等,直至燈塔於1996 年由日本政府收歸國有為止。

顯然,日本青年社並非一般社會所認知的「憤青」,而是有計劃、有技術、有力的「先遣部隊」,但凡政府不便出面的試探性行動,皆由此類「民間團體」一手包辦,以便兩國出現爭議時,能以民間為由,增加外交上的迴旋空間。

所謂「右翼民間團體」並非近幾十年新近出現,它可上溯至明治時代,以西鄉隆盛為中心的反體制士族,他們反對歐化政策,鼓吹解放亞洲各民族,並發展出後來「大東亞共榮」的思想。戰前的右翼團體亦官亦民,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幫助中華民國建立的「黑龍會」。翻查歷史可見,跟孫中山交往密切的「日本友人」中包括犬養毅(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內田良平(廿一條的主要草擬者之一)、犬塚信太郎(滿鐵株式會社理事)等,革命黨更從日方得到數以百萬計日圓及軍火的直接支援。

不少史學家早已指出,清末革命在無軍無權的劣勢下屢滅不止的原因之一,正是日方為求自身國家利益,蓄意介入而成。


右翼財閥背後資助

抗戰時蔣介石曾言︰ 「只認日本之軍閥為敵,不以日本國民諸君為敵」,可是日本軍閥與國民能否劃分清楚?民間右翼的規模又有多大?除滿鐵外,伴隨着右翼團體發展的還有三菱、富士、東芝等政府支持的軍工業財閥。九一八事變後,在右翼財閥的號召下,日本全國舉行了各式各樣的展示會、祈禱會等,以「膺懲暴支」為號,掀起了擁護滿蒙權益,排除國聯干涉的熱潮。

據1932 年陸軍省的資料顯示,該年募捐所得的恤兵金達368 萬日圓(折合當時金價約12萬両)。雖然各公司於戰後要強制轉為民間企業,卻不代表它們斷絕了與右翼團體的密切關係,部分公司依然為右翼團體提供資金或其他援助。

中日建交以後,中台兩國先後放棄向日方索償的權利,可是以德報怨不但不能換來和平,卻反而令日本右翼情緒愈加高漲,近年更對日本政界和教育界大加鞭撻,不但否認侵華史實、南京大屠殺及戰爭責任,更指前兩者的道歉與反省是歷史自虐症。就連前首相村山富市唯一一次的官式道歉,也因輿論壓力而由政府定義成「個人行為」。

筆者認為,對待釣魚台或其他主權爭議事件時,中國實應放棄數千年來的大國心態,寸土必爭,斤斤計較;而非豁達大度,以愚報怨。何況日本國民人均生產總值十倍於中國,待之又何須抱持大國心態,把「第二中東」之稱的神聖領海拱手相讓?

香港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研究中心項目主任
梁亦華


梁亦華(2010.10.8)︰日本右翼——中日外交受忽視的主角,《信報》,P23,時事評論。

2010年10月2日 星期六

QS大學排名的謎思 - 《信報財經新聞》

QS大學排名的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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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早前公布了全球大學排名,本港大學排名不俗,固然可喜可賀,可是筆者認為,這種唯排名至上的風氣,對高等教育發展委實弊多於利。

近來各式各樣的大學排名充斥於市,從《時代》雜誌到《倫敦時報》的《高等教育增刊》,也有由中國本土發展,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每次宣布結果無不吸引各大傳媒的目光,進步者以此為功績,無不洋洋自得;退步者批評統計方式有誤,均感憤憤不平。一向以冷靜沉著、公正客觀示人的學者們,為什麼偏偏被這些數字遊戲牽動情緒呢?

多年來,各大學排名榜的公信力早被各方學者質疑,某些統計偏向學術上的量化指標,如諾貝爾獎(或數學費爾德獎)人數、論文引用率、在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論文系統的發表數量;某些偏向質化指標,如學生回饋、僱主及專家評價等;更有些則只是院校設施統計的硬數字,如師生比例、留學生比例、校園面積,甚至網頁規模或網絡搜尋器計量等。人言人殊的主觀數據,其可信性固然難以作準,可是所謂的客觀數據,尤其在一些學術道德稍遜的地區,其官方資料是否完全真確?實在令人懷疑。再者,以期刊發表數為評核標準,明顯有利於容易被量化的理工科研究項目,而以追蹤研究、個案研究等為主的人文或社會學科,其論文數量則難以與前者相比。故此,不少排名榜中理工科院校均佔前列,亦有不少大學認為結果有欠公允。

儘管評價指標沒有統一標準,然而,在管理主義盛行當前,各國高等教育管理部門均迫切需要量化的數字作評核及資源分配之用。相對於其他複雜數據,一目了然的「大學排名」自然是評鑑大學效能的不二之選。其實不止高等院校,自教育改革以來,各級教育均已被一個個「客觀」的數字所取代,教學與研究成為可量度的、有外在實效的、講競爭淘汰的、重效率與回報的,不管其教育哲學是什麼,各大學的績效均被概括在一張張通用而標準化的評估表格之下,從而逐漸取代多年來教授治校的辦學傳統。

對各國政府而言,大學排名並非純學術評量那般簡單,而是具有「表現綜合國力」的政治作用。不少官員把大學排名視同大學質素,個別國家更以院校排名高低來訂定校長薪酬,以至決定大學撥款的分配。對學者而言,這些排名除了為大學帶來巨額撥款外,亦帶來招生與發展所必須的國際聲譽。基於現實考慮,教授們不得不反過來,竭力維護這個束縛著自己的牢籠。

過去十年間,愈來愈多國家相繼設立自己的大學排名,可是以培養「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須得到歐美國家的「第三者肯定」(Third Party Endorsement)才有價值呢?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香港的高等院校是否應盲目屈從西方的教育評鑑霸權,沉溺於全球論文引用大賽?在這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下,這些問題均值得掌管教育政策的有關當局深切反思。




梁亦華(2010.10.2)︰QS大學排名的謎思,《信報財經新聞》,P26。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2903&cat_id=7&title_id=380258

2010年9月29日 星期三

被擱置的神聖領海 - 《明報》

副刊世紀 D04 明報 梁亦華
2010-09-27 世紀.人文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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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擱置的神聖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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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亦華 香港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研究中心項目主任

2010 年以來,中日兩國在釣魚台的主權爭議日趨白熱化。軍事方面,日本自衛隊即將制定「加強離島防衛體制」,並計劃擴編駐守那霸的第十五旅團,以防衛南西諸島為其主要任務。近日,中國官方本年亦正式實施「島嶼保護法」,並派出武裝漁政船、直升機等到爭議海域巡視,這無疑是一大進步,然而對解決擾攘多年的釣魚台問題,它們能否會否帶來一線轉機?

多年以來日方一直以有效管治來重申釣魚台的主權。1884 年,古賀辰四郎聲稱「發現」無人島(釣魚島)後,開始種植芭蕉、甘蔗等作物。在1926 年起開始向日本政府繳租、購買、後又轉賣予栗原家族云云。由於日方有效管治釣魚島越六十年,如把主權爭議上呈至國際法院,不一定對中方有利。可是追根溯源,到底1884年的釣魚台是否未有人發現之無人島?

早於萬曆十年(1582 年),釣魚台列島已被劃入福建省的官方地圖,成為中國漁民的主要捕魚區。1879 年李鴻章與日方談判琉球列島範圍時,雙方亦確認當中不包括釣魚島等島嶼。相對而言,所謂古賀辰四郎、栗原家族等一直名不經傳,卻都是1996 年聯合國查明釣魚台海域石油蘊藏量後才突然「聞名於世」,如同60 年前蘆溝橋那位突然「失蹤」的日本兵一樣,國人對其可信性存疑,實情有可原。

除歷史外,就地理而言,釣魚台亦屬中國無疑。早於日治時代,沖繩與台北縣也曾就釣魚台誰屬的爭議上訴至當時東京法院,由於地理上釣魚台列島屬台灣大屯山脈的延伸部分,與琉球群島之間更隔了深達2940 米的沖繩海槽,亦分屬不同的潮汐系統,故東京法院於1944 年把釣魚台列島的歸屬權判予台北。可見即使釣魚台的歸屬有爭議,亦只是中台之間的「內政」而已。

誠然, 「韜光養晦,和平崛起」對中國經濟發展至為重要,然而穩定的能源供應亦是國家能否順利發展的重要關鍵。據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估計,釣魚台海床下的原油蘊含量屬世界第一,達254 億噸,直接影響未來一百年東亞各國的國力興衰。既然釣魚台是數百年來中國的既有領土,我國實可效法韓國對待竹島的強硬態度。韓國海軍實力只有日本的30%,然而韓國民眾多年來態度堅決,士氣高漲,即使日軍有能力在幾個小時內搶佔獨島,仍不敢輕舉妄動。相對而言,釣魚台列島離日本本土近500 公里( 離台灣只170 公里),日方卻在中國「擱置爭議」的不抵抗政策下,公然豎國旗、修燈塔、任意拘留、甚至撞沉中台漁船。是可忍,孰不可忍。

法律的基礎是利益而非正義,法律的維護是靠實力而非忍讓。日本對主權攸關的領海,更從不容讓「擱置爭議」的餘地。筆者認為,要維護本國的權益不能再單靠國際聯盟或聯合國的干涉,始終仍是要靠中國自己的決心與意志,才能捍衛這片「第二中東」之稱的神聖領海。

梁亦華(2010.9.27)︰被擱置的神聖領海,《明報》,副刊,D04版。

2010年8月6日 星期五

過勞猝死三十年《蘋果日報》

過勞猝死三十年-論「香港精神」的源起

香港人刻苦耐勞,逆境自強的性格,是過去香港經濟起飛的主要動力之一。近年高官鼓勵低收入,長工時的普羅市民效法這種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言猶在耳,社會上卻接二連三出現過勞死的新聞,死者中有為結婚儲錢的20多歲青年,亦有40多歲的家庭支柱。誠然,講求競爭,講求績效的現代社會會帶給勞動者精神壓力,然而人口老化日趨嚴重,適齡學童與勞動人口連年下降,按理年輕一代的升學與就業競爭較有所減少才是,為甚麼時至今天,為什麼高官依然需要號召人人往後看,重拾昔日所謂的「香港精神」?


人們將困境合理化

事實上七十年代所謂著重刻苦拼搏的「香港精神」並無消失,而是由東莞千萬計的農民工所承繼,自從港商八十年代大舉北移,把不求創意,只講績效的代工企業轉往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每天工作連加班長達十二小時,其壓力早已遠超香港,故東莞接連出現跳樓自殺、罷工不斷的勞資糾紛。與此同時,香港商舖租金增長呈失控狀態,雄踞全球第三的商舖租金令不少有潛力、富創意的中小企卻步,各行各業均呈一強或數強獨大的壟斷局面,年輕一代的議價能力自然與日俱減,逐漸陷入了父母輩時血汗工廠式的壓榨機制之中。

上位者為了壓抑社會矛盾,大肆鼓吹香港精神,然而為什麼曾是受害者的年長一代對此亦毫無反應,甚至贊同如此說法?心理學之父佛洛依德(Freud, M.)認為,當人們長時間處於艱苦的困境中,對現狀無能為力之時,往往會假借命運、過去慣例、責任感等名義,把自己的困境合理化。他們不乏勇氣與信念,然而此種勇氣並非用於改變命運或自己生活,而是勇於承受「命運」為他安排的痛苦,視之為個人榮譽,以至一代人的最高美德,並高呼「人人也是這樣」,反過來凝造符合他們想法的社會形態以獲得安全感。對經歷血汗工廠的年長一代而言,這個榮譽名叫「香港精神」。


青年不應默默啞忍

事實上,真正令香港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並非默默耕耘、吞聲啞忍,而是因年輕人帶頭組織「反貪污、捉葛柏」的社會運動,迫使政府成立廉政公署,把六十年兵賊難分的貪污之地變成高效廉潔的國際商埠。時至今天,年輕一代面對著社會流動停滯,政制發展裹足不前的困境,需要的是默默啞忍,敢於承受悲慘命運的勇氣?還是向危機挑戰,在困境以外闖出生路的勇氣?

香港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研究中心項目主任
梁亦華


梁亦華(2010.8.7)︰過勞猝死三十年,蘋果日報,A18,論壇。

2010年8月1日 星期日

盲目崇拜 海歸學歷 - 《星島日報》

盲目崇拜 海歸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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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曾任職微軟(中國)總裁的唐駿先生的西太平洋大學(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博士學歷被外界質疑,引起了國內外媒體對學歷造假的關注。曾幾何時,一紙文憑是個人尊貴的身分象徵,為何現今卻演變成現買現賣的醜陋交易?

虛擬「大學」湧現

俗語有云:「英雄莫問出處」,終日窮首經卷,久處象牙塔的飽學之士不一定是有能力的象徵,然而對推行科舉制度上千年的中國人而言,盲目的學歷崇拜始終是選拔人才的主流。所謂西洋鍍金,東洋鍍銀,不論內地幹部,還是私人公司的人事升遷,擁博士與碩士學歷者均有明顯優勢,不少龍頭企業的重要崗位更指明必須「全球招聘」,在崇拜文憑以外結合盲目崇洋的思維掩護下,穿金戴銀的富二代,憑家庭優勢而獲得升遷捷徑,而靠實力打拼的本地畢業生卻經常被合法歧視排擠

有人認為,外國學歷能培養學生國際化視野,能幫助公司引進外國的管理或協作文化。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要求,大學市場化逐漸成為歐美各國教育發展的大趨勢。管理者為了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下,短時間內為市民大幅增加專上教育學位,只好引入市場機制,把本是政府責任的高等教育,變成個人投資項目之一的商業產品。從本次事件可見,即使是教育產業成熟多年的美國,亦難以嚴格評估與監管數以千計的高等教育院校,尤其是跨國的私立大學企業的教學成效。雖然市場化能保證工商業產品的質量,但教育成效卻不能被簡單量化,處於「消費者」角色的學生或僱主,根本難以明確了解複雜的教育質量評估。持續的教育監管失效之下,便造就了大批以盈利為目的,公然出售文憑,沒有教學培訓,甚至沒有頒授學位資格的虛擬「大學」湧現於市。

經濟巨人精神侏儒

再者,即使畢業生學位並非來自虛擬大學,其教學質量也不一定有保證。外國私立大學不會如傳統大學般以傳承社會核心價值(social core value)為己任。對校方而言,提升成本效益成為管理層的首要任務,故大多數私立大學傾向聘請合約制的兼職教員作教學主力;對兼職教員而言,他們不會參與學校和院系的管理,少有機會接觸其專業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更沒機會與國際學術圈子建立聯繫。故除了少數經費充裕的私立院校外,大部分私立大學均難以發展高質量科研或創建學術文化;對學生而言,研究顯示於私立大學就讀的學生極少關心高等教育的內在價值,多把自身視為教育產品的消費者,把學位視為增加收入或就業機會的「換領券」。在此等明買明賣,充斥功利文化的課堂環境中,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又能否符合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

六十多年前愚民遍地,小說家錢鍾書便以《圍城》一書狠狠地諷刺國人對假文憑頂禮膜拜的醜態,六十多年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不但未能杜絕假文憑的氾濫,卻反過來讓小說裏的荒謬成為現實!可見即使中國如何崛起,GDP增加多少個億,只要國人一天改變不了盲目崇洋的學歷崇拜,中國便永遠只是經濟上的巨人,精神上的侏儒。


梁亦華(2010.8.1)︰盲目崇拜 海歸學歷,《星島日報》,A16,周日來論。

2010年7月15日 星期四

盲目崇拜學歷 假文憑有價有市 《經濟日報》

近日,內地著名企業總裁唐駿被指學歷造假,掀起內地一片學歷打假的熱潮。自古以來,有交易,就有詐騙;有鈔票,自然有假錢,在法律不建全的資本主義社會,欺詐造假更是必然的事。然而,今次被指文憑工廠的西太平洋大學,其「畢業生」卻在內地著名院校、國企與民企高層、以至最高法院等不同機構擔當著決策領導的重要職務,其牽連之廣為近年罕見。事實上,早於一千多年前,中國已揚棄華而不實的門閥制度,以科舉確立任人唯賢的量才準則,為甚麼時至廿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對歐美學位卻呈現著一種病態追求,舉國沉迷於一紙寫滿洋文的文憑?

學歷不是個人能力的保證。在僱主眼中,工作經驗與實際表現等軟能力亦同樣重要,故此香港首富也好,全球首富也好,其成功也不一定建基於大學畢業證書,可是國外的例子卻不一定符合中國國情。在中國,不論官場還是職場,國企還是民企,一紙文憑往往決定了員工的工資、福利、以至未來仕途。對富商而言,博士名涵能洗脫「暴發戶」標籤,是發展人脈的有效工具;對幹部而言,博士名涵是評職稱的敲門磚,有地方政府甚至明文規定,申請正科級的幹部必須擁碩士學位,申請正處級則必須擁博士學位。在只問文憑,不問能力的官場中,官員對學位文憑的需求自然源源不絕。況且,攻讀學位的學費可以公款結帳,畢業論文又能僱用槍手,甚至指示下屬秘書等完成。只要不需長時間出國,影響「錢途」,官員自然樂意為之。

國外文憑造假難以查證,那麼國內院校的學歷又會否較有保障?中國於1982年首次頒授博士名涵者只有六名,可是不到三十年時間,現今每年獲頒博士學歷者已超越五萬人,具博士授予權的院校達300所以上,超越美國成為博士量產大國。遺憾的是,中國的博士教育並非為了培養頂尖的學術人才而設,其飛速發展只因高官富賈們的強勁需求。調查顯示,內地博士生畢業以後,一半以上均成為各級省市幹部,剩下的大部份則任職於國企或民企的管理部門,而非擔任承傳學術傳統的研究工作。至此,博士文憑的功能性不言而喻。

坊間有云︰「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上一屆,這一屆,下一屆,屆屆失業!」內地學位證書雖然急速貶值,然而中國人的學歷崇拜依舊根深柢固。在這病態的思維下,海外大學文憑成為新一代的崇拜對象,亦間接促進了每年「產值」達五億美元以上的假文憑產業蓬勃發展。

人才是評量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中國人口為美國五倍有餘,配稱國士無雙者必有不少,然而「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當舉國均以文憑而非實力來衡量人才之時,即使陳寅恪復生,梁漱溟再世,亦只能被埋沒於茫茫人海之中。筆者認為,中國要成為廿一世紀的強國,必需正視這種崎型的衡量標準,否則即使GDP再怎麼增長,中國都只會是「言必英美」的文化侏儒!

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論壇
梁亦華

http://www.hket.com/eti/search/article.do?id=1cc40fbc-0a21-4b13-af86-b51815ab8d20-984129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全民皆奴 香港精神?

全民皆奴 香港精神?

撰文:梁亦華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論壇
欄名:中產階級心聲

香港電影《歲月神偷》揚威海外,不少人高呼提倡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淡化人們對現實的不滿,勸導新一代學習60年代港人務實進取逆境自強的精神。港人樂天知命,刻苦耐勞是香港過去成功的一項重要因素,然而這是否代表只要眾多低下階層繼續默默耕耘,啞忍苦幹,便能捱來出頭天?

基層工人薪金微薄,不少人需每天辛勤兼任兩份工作餬口,過勞暴斃的新聞時有所聞。以運輸業為例,去年至今最少有11名職業司機死在駕駛座上,每年涉及職業司機突然病發或打瞌睡的車禍達25宗。至於其他不涉及大眾安全的員工過勞而死,更連被報道的價值也沒有。

港人工時長 勞工搵命搏

每次意外發生後,社會大眾不是把焦點放在死者如何父慈子孝,如何賺人熱淚,便是討論應否加裝安全帶、安全欄等事宜,意外起因最核心部分卻少有人一探究竟。接連意外所反映的,不只是駕駛者態度良好與否,而是職業司機工時之長已到了威脅自身與公眾安全的危險水平。

香港人工時之長早已聞名全球,現時香港人每周工作時數達48小時,是全球第二長工時的地區。面對金融海嘯的衝擊,眾多私人企業不以提高效能來解決問題,卻選擇修改合約或裁員來減少開支,其中以客貨運數目銳減而首當其衝的運輸物流行業尤甚。經濟不景下,長工變合約制,合約變自僱制,職業司機的固定月薪變成拆帳支薪,部分司機更被迫改為毫無保障的自僱人士。員工雖然減少,工作量卻有增無減,員工為保飯碗,不得不以更長時間和更強勞動力來維持日益減少的收入,超時工作與以薪代假的情況比比皆是。

面對全民皆奴的勞動環境,社會主流非但不以為然,甚至把捱至不似人形的生活視為香港精神,把在職貧窮視為人生歷練,視為奮發向上的動力,每當有職業司機猝死或意外身亡,都只推崇死者生前如何為了微薄收入突破人類極限,接連多少天超時工作,一陣感動以後,又重新等待下一段賺人熱淚的故事。如此社會氛圍下,市民精神高度緊張,長期超越負荷。此風氣狀況不只限於物流運輸行業與私人公司,更逐漸蔓延至醫療、社會福利、教育等專門行業。近年來教師屢屢跳樓自殺,公立醫院意外頻生,從輸錯血、打錯針,到把剛出生生的嬰兒名牌調亂等諸多駭人聽聞的醫療意外比比皆是。其中固然涉及個人因素,但員工日常所承受的龐大精神壓力,卻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最高工時最低工資 何時落實

最低工資讓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得到合理保障,最高工時則是讓勞動市民生命安全得到有效保護。前者討論多時仍未有共識,後者關係着本港300萬勞動人口的健康與安全,更連討論的空間也沒有。在可見的將來,賺人熱淚的故事只會有增無減,伴隨着一座座血肉模糊的貞節牌坊!

梁亦華(2010.4.22): 全民皆奴 香港精神?,《經濟日報》。http://www.hket.com/eti/search/article.do?id=d3ab400b-9a76-49b8-aecc-3083414f5740-611255

2010年3月20日 星期六

量與質衝突——教育產業三種模式

量與質衝突——教育產業三種模式

今年四月,由特首主持的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出發展六大產業,其中包括教育產業,從而引起了各學者的熱烈討論。有人引用外國例子,支持政府發展持續教育產業;有人從教育功能着眼,反對把教育與「產業」二字掛勾;更多人抱持謹慎態度,指出本港可能面對的種種困難。筆者認為,諸多爭論的背後,實際上是政府能否在教育成為產業後,保持高等教育量與質之間的平衡—既得到賴以生存的學生「量」,又能發展現有教育品牌的「質」?

歐美擁工業優勢

環看海外國家,教育產業發展可被粗略分為三種模式:歐美的發展式、新加坡的引進式、台灣的升格式。自七十年代起,歐美各國憑藉建立多年的教育品牌、誘人的就業前景、豐厚的獎學金等優勢「輸出教育」,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亞洲或非洲裔學生申請入讀,待畢業生回國後擔當要職,進一步加強名校的磁吸效應,為歐美的教育品牌建立良性循環。

然而歐美大學的教研實力及背後所擁有的工業優勢,均要數十年以至數百年積累而成。本港某些大學雖在全球大學排名中超越眾多鄰近地區,名列前茅,當中卻有不少得分來自一些被高薪吸引而來的重量級學者,以及只計算英文期刊發表量的評審標準。再者,工業北移的香港缺乏如矽谷、劍橋科學園等高科技產業區,難以為海外學生提供優良的就業前景。如政府忽略這些背景因素,只根據排名或統計數字,便誤以為香港大專院校的潛在吸引力等同美國的長春藤聯盟,則未免過於武斷。

新加坡的引進模式是不少學者所提倡的。近年新加坡積極引進多所海外知名大學,如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合作科研、開辦課程,以至開設分校,建立了享譽東亞的教育產業。然而這些成就並非一夕而成,而是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主導,與旅遊局、國際企發局、教育部等各個部門多年合作,建立從推廣、行銷、引進以至品質鑑定等完善配套,才能把新加坡打造成亞洲知名的教育樞紐。

反觀落後多年的香港,發展教育產業方針是由一個只有兩個多月壽命的臨時委員會提出,再交由教育局草草跟進,其他部門均袖手旁觀。在欠工業配套與各部門統籌協調下,政府只能通過低價撥地,吸引外國院校自然而來,此種「積極不干預」政策實如緣木求魚,學界焉能對此有所寄望?

時至今天,教育局提出教育產業的本土發展計劃主要是「推動院校辦自資學士、碩士及專業課程吸納非本地生」,及「以象徵式地價及提供優惠貸款作建築費以鼓勵營辦私立大學」,可見香港教育產業正是以第三種模式—台灣模式作發展路向,此模式通過升格開辦副學士課程的教育機構為主,以發展大量私立大學為目標,這樣既能在短時間內提供大量學士課程,又不花費政府太多資源,實是多快好省之舉。


香港土法上馬

然而,這種教育產業的「目標消費群」,除了視香港為升學跳板的內地學生以外,便是因學額不足而無法升學的眾多副學士畢業生,院校連亞洲化也說不上,遑論向國際化邁進?再者,學位「量」的增加將導致「質」的倒退。目前,人口只有香港四倍的台灣共有大專院校一百六十四所,學位數目比大學聯考考生總數還多,大學新生每個科目平均分最低只需十二分而已。將來自負營虧下的香港私立大學群,面對出生率只有台灣百分之六十的香港新一代,又將如何自處?答案顯而易見。

總括而言,良好教育產業的吸引力在於為學生營造多元文化的學習歷程。各大院校北上招生之餘,亦應兼顧對歐美學生的吸引力。筆者認為,教育局在欠缺足夠配套和資源下強行發展教育產業,猶如大躍進般土法上馬,不但未必能讓香港成為教育樞紐,更可能令多年來辛苦建立的教育品牌毀於一旦,當局對此實應三思而後行。

中文大學碩士研究生
梁亦華



梁亦華(2009.10.23):量與質衝突——教育產業三種模式,《信報》,時事評論,P18。

想作奴隸而不得的一代

想作奴隸而不得的一代

近月,不少八十後青年以激進手法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引起社會探討八十後的困境。長久以來,八十後被視為物質豐盈、掌握知識和充滿創意的一群,即使八十後的失業率長期高企於百分之二十以上並持續增長,其生活與就業困境也從不是社會的焦點。

誠然,八十後所享用的物資比此前是改進了,然而他們卻喪失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一九九七年對不少香港人而言是生活的分水嶺,也是八十後青年踏入職場的日子。他們卻在這十年內經歷了數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和資產泡沫爆破,就業不足成了不少人的夢魘。多年以來,政府把協助就業的精力集中於建築、裝修、物流等幾個以中年人士為主的行業之上,從量的方面解決藍領階層就業時數不足的問題,卻從沒有正視高學歷年輕人低度就業、工作穩定性與待遇日益惡劣等質方面的問題,除鼓勵八十後青年無止境地「終身學習」以外,幾乎毫無作為。在學歷急速貶值下,不少年輕人奮鬥十年,只能換來一張形同廢紙的文憑和數十萬元債項。

回顧過去十年,無數固定職位相繼消失無形,各類合約工、臨時工和假自僱職位則相繼湧現。擁學位而以散工過活者亦不罕見,即使僥倖就業,其工作時數與薪金亦會被壓榨殆盡,工資仿如時光倒流,別說晉升機會,來年能否在同一公司工作也毫無信心。對此,社會主流卻反指青年人欠上進心、不受束縛、不知珍惜工作機會、轉工頻繁等等,事實上僱主們又有沒有想過,只施捨屈辱性的薪金,還要求下屬每天無償加班數小時以表忠誠的管理方針,才是青年人被迫頻繁轉工的主要原因呢?

漸漸地,對未來缺乏安全感的八十後發展成兩類:陷入消費文化,以物質肯定自己,有酒今朝醉的短視一群;以及被迫參與這不平等遊戲,如順民般拚命「終身學習」,拒絕消費,以至放棄談戀愛、結婚等機會的謹慎一群。對個人而言,前者終日過度消費,欠人生規劃固然有所不妥,然而後者即使犧牲自己所換來的,亦往往只是個不能實現的夢想。總括而言,八十後的心態被迫改變的原因,在於他們所面對的是個「想作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如魯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日趨激進的八十後青年,正正為政府長期忽視此一群體的政策敲響警號,然而事到如今,政府仍只以「只要把握機遇」,「裝備自己」便「不用擔心」等作敷衍回應。對眾多被社會迫至無路可逃的八十後而言,這只是上位者拒絕思考,不負責任,把責任全推往受害者的推搪之辭而已。


梁亦華(2009.1.7):想作奴隸而不得的一代,《蘋果日報》,A20,論壇。